政府应直面高龄农民工养老难题

蛇年正月初八（2月17日）,早报记者连续第五年走进全国第一劳务大县重庆市开县下辖的团凤村，调查农民工生存话题。开县人口有165万人，常年外出务工者达55万，今年调查的关注重点是团凤村高龄与超龄农民工的退休养老难题。
早报记者在团凤村随机采访的72人中，就有19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最大的已65岁。19人中只有一人，单位曾给其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今年7月后每月可领700多元的养老金，其余18人选择了新农保缴费标准中的最低档100元/年，每月只能领取养老金80元，只能依靠子女赡养。
放眼全国，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国内第一代农民工）人数已破3600万，多数高龄农民工目前每月只能领取80元的“新农保”（各地标准不同，但发达地区目前也只有每月两三百元）。迫于生计，许多高龄甚至超龄农民工不得不再度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报道提到，第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将在五年内集中爆发。
对于高龄农民工养老难题，有必要简单梳理现行农村养老制度新农保。新农保不是免费午餐，前提是农村自愿参保者每年往个人账户缴钱。缴钱分成多个等级，以开县为例，最低等级每年缴钱100元，按开县现行标准，目前退休的参保对象每月可领取80元。新农保的基本原则是，参保对象在退休前缴钱越多，日后领取的养老金也越多。
正常情形下，农民工从一开始就不是新农保的服务对象，而是打工所在地城镇综合养老保险的参保对象。从去年起，中央要求各地在三年内将此项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轨（此前，前者养老缴费比后者要低一大截），上海今年起已率先并轨。因此，从理论上讲，目前青年一代农民工将来的退休养老已有基本的制度可供托底。高龄农民工退休养老困境，应该只是“一代人”的困境。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困境一：国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并逐步建立的。但由于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缺陷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难以推进。最近这五六年，随着劳动执法逐年加强，仍在外打工的50岁以上农民工多半已建起个人养老账户，但其账户资金存量有限。根据“多缴多得”原则，他们日后的养老金将比同年龄但始终正常缴费的城镇退休者要低上一大截。正是基于此“困”，开县团凤村高龄农民工每月只能领取80元的新农保。需要说明的是，即便每月80元也是政府考虑到上述缘由单独所开的照顾性政策口子（新农保规定参保对象至少要连续缴费满15年才能享受养老待遇）。
困境二：第一代农民工文化程度较低，务工方式以打短工为主，流动性大。近年来，不少用工企业已为他们建立了养老个人账户，但往往由于他们每年的务工地点不同，造成了他们的个人账户资金在现有地方各自为政的养老制度樊篱下，无法进行归总累积。且个人账户系个人缴费、地方财政托底和企业缴纳三部分共同组成，而农民工流动时，只允许结算个人缴费部分提现，连结转都不被允许。
面对困局，政府需要从现在起逐步做成两件大事：
其一，没有养老个人账户的农民工，到了法定退休年龄，直接全部纳入新农保（个人不再另行缴费）；其二，抓紧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结算、转移支付平台，把高龄农民工可能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全部激活。如果能在5年内把这两件大事扎实做成，推迟高龄农民工养老难题的爆发还是有可能的，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至少可以得到明显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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