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药品谈判：一次大胆试水与突破——访人社部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局局长唐霁松

决策： 探索建立谈判准入机制

记者：自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下发后，为解决看病贵的难题，医保药品谈判被寄予厚望。医保药品的谈判既关系医保患者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基金的收支平衡。 2017年人社部组织的医保药品谈判是一次大胆试水与突破，请您谈谈当时政府都做了哪些工作？

唐霁松： 早在2009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就提出 “积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的要求。为此，国务院有关部门一直在探索医保药品谈判工作。 2017年药品谈判确定由人社部组织后，我们研究了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在总结了前期国家药品价格谈判和一些地方医保部门准入谈判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医保药品的国家谈判。主要是对临床必需、疗效确切、参保患者迫切需要，但价格较为昂贵，按照现有市场价格纳入目录可能给基金带来一定风险的专利药、独家药，探索建立谈判准入机制。

备战： 保证公开公正安全

记者：为了保证谈判的公开公正安全， 谈判工作组做了大量的工作，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唐霁松：人社部对谈判工作高度重视。谈判前，人社部领导多次听取汇报并反复强调公开公正安全等要求。 2017年初， 人社部专门成立了药品谈判工作组， 工作组下设谈判组、协调组、评估组和监督组。

为保障整个谈判过程依法依规、严格保密，人社部谈判工作领导小组起草了 《工作人员守则》和 《保密承诺书》。 凡是参与药品谈判工作的人员均必须签署 《保密承诺书》。 参与评估工作和谈判工作的专家也要签署《保密承诺书》 和 《无利益冲突声明》。

记者：在准备阶段，为了保障一定的成功率，是否考虑过设定谈判比例？

唐霁松：这个没有。在前期沟通中， 我们就已经向企业释放出了信号，谈判没有预设比例，如果价格不合适，就会导致谈判失败。这从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企业放低身段，认真对待此次谈判。

测算： 设立两个方向评估组

记者：谈判需要技巧，但谈判技巧是建立在掌握大量详实科学信息基础之上的。为了确保谈判能够达到预期目标，此次谈判都做了哪些基础性工作？

唐霁松：谈判的目的是要将药品价格降下来。谈判之前，我们必须对药品底价有一个科学合理的测算。药品谈判的底价不能凭空捏造，需要参照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进口药品的国内价格、国际价格、使用程度、关税等因素。

为了科学合理确定底价，我们内部专门设立了两个方向的评估组，一个是药物经济学评估组，另一个是医保基金支撑能力测算组。药学组主要是通过药品的临床价值、国际国内价格比较、 同类药品参比等角度作分析，进行多轮评估，逐一讨论，提出建议。 医保组调取68个有代表性的统筹地区，将收集到的309万条数据入库进行精算分析费用信息、疾病病种的分布情况、参比药品在临床的使用情况、 统筹区基金收支结余情况等，对医保增支、市场扩容等情况进行评估，结合测算规格，提出预算支付标准。

谈判： 过程紧张 现场全程录像

记者： 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2017年6月16日的谈判， 想必整个过程高度紧张，您能回忆一下谈判的细节吗？

唐霁松：谈判的整个过程大家都精神高度紧张。谈判分4个组同时进行，无论是谈判组成员，还是药企代表分组，均现场抽签决定，监督组现场进行监督，谈判全程录像。谈判从上午10点半开始， 一直持续到晚上20点。 最终， 共有36个药品谈判成功， 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 平均降幅达44%，所有谈判企业均当场签署确认书，认可谈判结果。

2017年6月24日， 在签约仪式上，我们与谈判成功的企业代表签署了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谈判药品准入及支付标准协议》。

成果： 三方面原因促谈判成功

记者：药品谈判取得比较理想的结果的原因是什么？

唐霁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充分发挥了医保团购优势。医保经办机构在国家层面作为谈判主体，代表参保患者与药品企业就价格开展谈判，实现最大幅度降价，惠及了民众。二是前期沟通顺畅。整个谈判工作中，我们与企业充分沟通，随时就提交材料的完整性、 准确性，谈判规则的合理性以及药品的基本信息进行反复确认。 三是谈判依法依规。 我们聘请法律顾问， 全程对谈判主体资格、邀约函、协议文本等进行合法性审查。谈判工作全程在监督组的监督下进行，保证了谈判的公平公正。（本报记者 武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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