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绝大多数网友都表达了对个人养老金账户金额的减少和退休后养老问题的担忧;而官方负责人和教授学者们的发言大都是说新制度如何好、公众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了保护。我个人认为,新的养老保险制度是在我国既定的现实约束条件下对旧制度的完善和改进,是一种进步:例如,确保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实个人账户、扩大覆盖范围、建立参保缴费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完善多渠道筹资机制等等,都是针对现存制度的问题提出的一些改进措施。但对既有问题的改进是要付出成本的,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制度改善的受益者又是谁?如果公众对这些问题认识不清,他们难免会从各自的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更何况过去许多本意为帕累托最优的改革,最后都成了强势者寻租的机会和弱势者受损的噩梦!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制度,虽经文革中的挫折,1978年后养老保险制度又得到恢复,并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由传统体制向社会统筹的过渡。这种制度大抵可以看作是“现收现付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前后,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始了对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虽然人们早已认识到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制度的缺点,如降低储蓄、激励人们提前退休和扭曲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等,但这一制度的内在缺陷直到普雷斯科特(Prescott, 2004年诺奖得主)在今年7月IER的一篇文章中才得到严格的阐述:由于这一制度的第一代人无须缴费即可从下一代人那里获得一笔横财(windfalls),使得每一代人都有重起炉灶的冲动;虽然废除旧制度(不缴费)、重新建立一个新制度不可能,但却可以通过政治的压力不断提高养老金的支付额,这也正是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真实历史。而不断增长的养老金支付和人口老龄化最终促成了对现收现付制的改革。我国传统养老金制度的不成功有我们独特的原因:60、70年代的生育高峰和随后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期望寿命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加,使得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来得尤其快也尤其严重,而以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改变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的改革和不断完善,我国基本养老金部分已经建立起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模式,这是现收现付制和个人基金制的混合,类似于部分积累制。但个人账户的资金被挪用于支付现有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成为有名无实的空账,从而使这一制度变成了事实上的“名义账户制”。如何填补这部分资金的空缺,把个人账户做实,成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早在 2001年,孙祁祥教授就对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的研究(《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而这次国务院颁发“决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
人口老龄化和由此带来的财务危机从政治上促使了对现收现付制度的改革。基金积累制虽然能缓解和避免这种财务压力,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工资增长率远高于同期投资回报率。例如2001年至2003年工资增长率分别为7.90%、11%、11.20%和12%,而同期投资收益率很低,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为2%左右,扣除利息税和通胀率,实际存款利率接近于零。这一现象还将在我国继续存在下去。但如果工资增长率和投资收益率差异太大,基金积累制将不能保证养老金有一个合理的替代水平,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到我们领取养老金时可能根本无法保证我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基金积累制要求投资回报和工资具有大致相同的增长水平,现收现付制要求人口结构的相对稳定性,而这两个条件在我国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都不能得到满足。我国现在实行的“统、分”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虽是为了利用两种制度的优点,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二者的缺陷。因此,我国的养老制度改革面临着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鄄stein)在今年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AER2005年第一期,P1-24)中提出了社会保险的三个政治的原则和四个经济的原则。我结合我国的实际谈谈三个政治原则,这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1)允许个人选择:与欧洲大陆集体主义的哲学传统不同,英美哲学中更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选择,认为这不仅具有道义上的正确性而且能提高个人从而提高社会的福利。我国的养老制度在强制的基础上,也应该给个人更多的选择权利。如允许养老保险参与人选择提前或推迟退休,但只能领取经过精算调整后的公平养老金。(2)提高制度的透明度。美国社保手册上对养老金支付的规则就达 2500条之多,养老保险之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复杂也是一般公众难以理解的,加之这一制度缺乏商业保险的公开和透明,创造透明的制度就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大家参保的积极性、理解现有制度的优点和不足,并支持合理的改革。同时,让民众知晓与自身利益攸关的大事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3)反映政治变化的动态。我们希望但却不可能建立一劳永逸的养老保险制度,一个好的制度应该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可以预见,在一定时期(有学者预测是大约30年)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将发生变化,到时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也会慢下来。现在我们为了应对这些问题而努力建立和完善的制度能否对今后变化的环境作出灵活的反应,这是我们不能不考虑的。
2005年12月22日 10:48 中国保险报 王晓全
【作者:王晓全】 【出处:中国保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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