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分配制度凸现出六大矛盾 改革提速

中国分配制度凸现六大矛盾

北京公交司机小王每月工资1200元左右，他离休在家的老爸则每月可领退休金1800多元。小王常常抱怨“上班的不如退休在家的”。还有，24岁的张林分配到电业部门工作1年不足，每月工资将近4000元，而某国营机械厂的王总经理工资奖金加到一块还不到3500元。同是教育部门，北京的小学老师每月工资4000多元，甘肃的中学校长每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

“这些现象只是我国分配制度不合理的局部表现，因此，讨论多年的分配制度改革必须迅速展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社会保障的张研究员说。与此对应，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会议由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

张研究员对此次会议感到欢欣鼓舞，他认为，由于分配制度不公、分配秩序混乱，我国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日益扩大。这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分配制度的缺陷与矛盾愈来愈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按劳分配“局限多”

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在我国的影响可以说已经根深蒂固，至今某些领域、某些企业还在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这是因为，这种分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劳动与劳动价值的逻辑关系。而按劳分配的基础是，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均实行严格的等级工资制度，工资等级标准由国家统一制定，职工定级升级以及工资调整均按国家统一规定进行。

为什么？按劳分配看似公平，实际上并不公平。原因在于这种分配形式的主体是相对固定的基本工资，而且工资的级别很多，劳动者要想获得高的收入必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劳动者付出了多少劳动，做出了多大贡献，都要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地升基本工资。更重要的是，在按劳分配的企业、事业单位每升一级基本工资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种相对的平均主义分配倾向更加压抑了工人、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社会进步。

市场机制“缺公平”

党的十四大以来，分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制度及分配机制。这种分配制度的核心是效率优先，体现了市场法则。虽然制度兼顾公平，但是很多地方搞成了丛林法则的翻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的分配体制内十分流行“能者吃肉庸者喝汤”的观念。最后竟然出现能者吃肉庸者汤也喝不上的现象。

张研究员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亟需发展经济，效率优先毋庸置疑是对的。但是，当厂长年薪百万，工人月薪几百的现象持续很长时间，当东部地区实现小康而西部却温饱也不能解决，社会就会出现大问题了。

为什么？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曾撰文指出，“中国的社会发展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条件；要通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城乡二元的“人为割裂”

我国的城乡差异是巨大的。这是由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发展模式造成的。自2002年以来，我国虽然加强了城乡一体化建设、小城镇建设，但是，城乡经济发展的差异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有加剧的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立群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国开放至今走的是城市带动经济发展的路子，未来国家将把发展的重心转向农村。

事实上是，以前我国把大量的投资、大量的项目、大量优惠政策放在了城市。更为滑稽的是，为了城市的发展，人为地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禁止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此一来，城乡焉能没有差距。

城乡的二元格局现在已经显现出弊端，但城市的生产能力上升到一定高度，当城市的消费能力饱和，那么，农村无疑将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之一。可是，由于农村的经济薄弱，只是现在还承担不起引擎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城乡二元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事实上分配不公的局面。

行业之间的“分道扬镳”

据《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了解，山东济宁市电力行业的平均工资3000多元，并且职工还经常得到企业发放的名目繁多的奖金。而济宁市职工平均工资不到2000元，有的行业很多在1000元以下。当地职工能在电厂、电业局工作绝对是件体面而光荣的事情。

2月2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研究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经非常接近红灯区，随着不同行业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将面临着严峻挑战。

张研究员说，我国电力、邮电通讯、铁路以及交通运输等行业属于典型的行政垄断行业；而石油、石化等行业则属于自然垄断。惟有在这些行业打破垄断，才能实现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才能实现公平的市场竞争。

保障系统“不系统”

张研究员认为，我国的保障体系建设了一二十年了，现在还是系统“不系统”。更重要的是，保障系统的欠账却越来越多。“到去年年底，据估计保障系统欠账有几百亿(元)了，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也是一个定时炸弹！”

2006年2月24日上午，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唐钧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专访时说，由于我国的保障制度不健全，因此，全国发生很多的保障资金被侵吞挪用，这是很可怕的。未来有可能出现人们出了事故没有保险资金来看病，人们老了却不知养老的保障资金哪里来的尴尬局面。

保障的系统“不系统”是个很大的难题，而让保障系统“系统起来”的几百亿资金缺口就要国家财政埋单。即便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它的管理维护、健康发展还是一个新课题。[NextPage]

分配秩序“有点乱”

“我国前几年的分配秩序杂乱无章，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张研究员认为，由于经济形态、资产归属的多元化特点，加上新旧体制并存、体制缺位、体制错位、法律政策缺位、法律政策本身的规制力度不够，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力或受到干扰等的影响，我国的分配秩序可以说蔚为壮观：有的公司老总年薪几百万，有的公司董事长工资开不出来；有的企业一年发14个月的工资，有的学校老师一年发8个月的工资；有的民工打了一年工最后领不到工钱，有的国家官员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巨额非法收入；有的在校学生兼了几份工作，有的家庭全家下岗待业；有的私营企业分配制度透明合理，有的国家支柱企业分配制度黑暗混乱 ——（中国产经新闻）

中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速 效率优先仍必须坚持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本报记者 马昌博 傅剑锋□实习生 于洋

一场关系到13亿中国人切身利益的改革，在经过静悄悄的推进后逐渐清晰。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召开会议。这个由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国最高决策层的会议对正在进行的上述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

新华社的消息说，会议强调要“构建科学合理、公平公正的社会收入分配体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此次会议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中央政府将把解决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作为未来的重要工作，而主要措施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及其秩序的规范。

除宏观目标外，包括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提高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等具体措施也被提及。“会议是动员也是落实。”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对本报记者说，“公平”的议题正从宏观认识加快落实到操作层面。

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造成的不公平。20多年后，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公平”成为新的着力重点。

加速的紧迫性

据本报记者了解，早在去年全国“两会”之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联合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委就开始着手起草一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意见”。随后在今年初将初稿在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专家中征求意见。

整个过程一直很低调，“收入分配政策关系到所有人，按照历史经验是少说多做。”一位知情专家说。

如此谨慎的背景是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

事实上，从打破“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对“效率”格外重视，“认为差距有助于提高效率。”长期进行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

在增量改革阶段过后，收入差距带来的民众心理失衡和社会稳定隐忧也和GDP的数字一起增长，李实认为，过去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某种程度上更强调“效率优先”，“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滞后”。

“之前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就在效率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市场机制已经初步建立，政府可以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公平上。”

早在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提到，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指出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随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紧迫性被更加重视，一个例子是，“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增加了“‘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表述，并将原先“十一五”规划建议中的“注重社会公平”前面加上了“更加”两个字。

“这次政治局开会研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问题，是对十六大以及‘十一五’规划中有关精神的进一步贯彻。”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着眼于整个大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同时抓住重点。”

在解决公务员工资方面，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明确规定公务员要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人事部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这次政治局会议既研究了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同时研究了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和低收入者收入提高的问题，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苏海南说。

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中，深化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适当向基层倾斜，完善地区津贴制度特别是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都被作为重要措施列出。

“效率优先”不会放弃

与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相对应的，是高层一些重大理念的形成。

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在过去的收入分配制度上谈公平，因为是‘兼顾’就不好谈了，现在有这个基本的理念做支撑，在政策上的重视和体现就已经呼之欲出了。”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说。

吴忠民认为，政府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上，比过去“仅仅从社会稳定角度考虑，上了很大一个台阶”。“第一是把收入分配制度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联系到一起，这个基本理念确立起来了；第二是把社会公平与内需拉动相联系，因为老百姓普遍没有钱，内需是上不去的。”

与此相关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20多年的“先富论”，在“十一五”规划中也转变为“共同富裕” 的主调。

不过，来自发改委的专家杨宜勇提醒说：“现在提‘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并不是说以前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就放弃了，而是进行了一个调整，加重了公平的砝码。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不是偏重哪一方。”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我们现在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之一，不能轻易动摇。”[NextPage]

谁受益，谁受损

5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中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的总体措施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被认为是最容易实施的措施，会议认为“要随着经济发展，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类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低保对象补助标准，并注意提高其他低收入人员待遇水平”。

“这里说的‘低’是指政府要提高所得低于低保的阶层的收入，政府要提起来。低保以上的，政府能做的不会很多。 ”杨宜勇说，近期“可能要提高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离退休人员的待遇”。

其中改善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待遇被认为是要解决代际上的公平，“过去轻消费重生产，现在有责任对当时的那一代人进行回报。”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

除了直接补助外，让低收入者减少支出也是方法之一，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说，要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免除学杂费的义务教育，“低收入者挣的少，同时让他花的也少，遇到困难有政府的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董克用说。

与之相关的是之前实行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到1600元，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5月19日说，个税调整后，北京、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纳税人数减少25%左右，安徽、河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减少80%。

另一个基本共识是，“扩中”被认为是缩小当前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被重点突出。

“国务院今年公布的《关于解决农民工若干问题的意见》也提供了一个渠道，就是让农民工中一些技能相对高一些的，也有可能成为新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组成部分。这个意见重点在维护农民工权益和‘提低’，同时也有‘扩中’的内容。” 苏海南说。

但显然这不是一个可以短期内实现的目标，“‘扩中’更大程度上是需要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才形成的结果。”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实说。

而在“调高”中，广受诟病的垄断行业将被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今年的4、5月份，安徽和河北两省已经先后立法禁止能源垄断行业的高福利。“如果政府有决心，现在能够限制垄断行业工资的增长幅度，但是想把绝对收入压低，不太现实。 ”李实说。

上述目标中一个共同的难点是，中国目前缺乏一套收入清晰化的监控体系，“你知道谁高谁低？调节谁？”

事实上，此次会议后要实施的一些具体措施已经成型。杨宜勇说，5月26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时，“一些政策基本的方案已经很成熟了”。其中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有望在7月份启动。

“包括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优抚补贴、城市低保标准调整都做了相应研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估计将随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相应陆续出台。”

邓小平多年前的警告

此次以促进公平为着力点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表现。

早在2004年3月10日的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便提出要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此后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普遍的看法认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正作为一项理念渗透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义务教育的免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等都是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体现。”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

一般来说，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国家增加的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从本届政府上任开始，财政资金的流向已经很清晰地表明了政府的政策取向。目前政府已开始清理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遗留的问题，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

相关政策研究也正在展开，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昌麟正带领着20余名博士与法学学者进行“建立改革发展成果公平分享的法律保障机制”研究，这是去年底启动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大项目(A级)课题。

“现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讨论，多数人还只着眼于私人产品的分配不公。而从根本上说，我们要着眼于建立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机制，特别是法律机制。”李昌麟说，这种法律机制的建立是长远地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制度基础。

2004年8月22日前后，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活动。有观察人士认为，纪念他的目的就是重新回顾他的理论，而以前大多注意到他的理论的一方面，比如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忽视了另一方面，比如共同富裕，比如先富带后富。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邓小平还警告过，“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现在所进行的努力，都是为了避免出现邓公“警告”中出现的各种可能。

2006年06月02日 来源: 南方周末本报首席记者 贾存斗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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