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差距中国惊叹号

 
权威部门去年6月的一次调查显示，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群掌握着国家45%的财富，而占人口10%的最贫困人口只拥有国家1.4%的财富。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传统的分配制度也受到了深刻的冲击，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

从绝对水平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排在了世界前列。按照有关专家的测算，我国居民基尼系数2002年超过警戒线为0.45，2004年达到0.47。

从发展速度看，我国居民收入由世界上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贫富差距居前列的国家，只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我国居民基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20年扩大了一倍。

四大差距

因“行”而异

有句俗话叫做：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最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为此找到了新的注解。

报告将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划分为２０多个大行业和５０多个小行业。按大行业来分，２０００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１３７２９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５１３２元，二者相差２．６８倍；２００３年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３２２４４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６９６９元，二者相差４．６３倍；２００４年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３４９８８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７６１１元，二者相差４．６０倍。

如果按小行业来分，２０００年最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当中的航空运输业２１３４２元，最低的是采掘业当中的木材及竹材采运业４５３５元，二者相差４．７１倍；２００３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４２５８２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６１３９元，二者相差６．９４倍；２００４年最高的是金融业当中的证券业５０５２９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当中的林业６７１８元，二者相差７．５２倍。

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４年间行业差距扩大了１．６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说，实际情况是，一些行业企业通常还会给员工发放年终奖、各种津贴、补贴等；另外，员工还包括免费坐车、免费中餐、子女免费上幼儿园、报销通讯费、享受防暑降温费等福利待遇，如果再加上给予职工看病优惠、额外加班追加的工资和补充保险以及企业年金等，不同行业（主要为小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肯定已经远远超出８倍，收入最高和收入最低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甚至可能已经达到10倍以上。

苏海南认为，行业收入悬殊有其直接原因和更深层次的原因。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某些行业收益来得太容易，使得员工收入偏高。如采取高定价、高收费等手段来获取暴利，手机双向收费就是这样的例子；二是某些行业无偿或者低偿地占有社会公共资源，行业效益好，员工收入自然就水涨船高。如石油、石化行业等。“这些资源都是全国人民的，但是钱却算到中石油、中石化身上。这类企业有了利润不上缴不说，去年油价上涨，国家还拿出１００多亿补贴给石化行业。”

苏海南说，行业收入悬殊巨大，其深层次的原因，说到底就是垄断，“特殊的行业地位、行政权力的介入、个别行业占有全国人民资源来获取超出一般行业的利润，这些都是当前一些垄断行业的特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在最近召开的第三届薪酬管理高层论坛上说，当前，中国企业分配及薪酬管理中还存在较多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特别是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

垄断行业工资畸高，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同样八小时工作制，可同工不同酬。许多较之于垄断行业更辛苦、劳动强度更大的行业，工资却远远低于垄断行业。时下的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而某电力集团公司普通职工的年薪可达到15万元，相当于全国职工年均工资的10倍。

垄断行业工资凭啥高出人均工资的10倍？按劳取酬，一直是社会理顺分配秩序和分配关系的基本原则。可在行业垄断下，这种原则往往被践踏得体无完肤，谁拥有垄断权、掌握垄断资源，谁的工资福利就高、待遇就好，这已是工资分配秩序的“潜规则”。

东西之别

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我国贫富分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据世界银行测算，我国地区差距对全国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1995年达到33.7%。

自1990年以来，我国地区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的态势。目前我国各省级行政区人均GDP美元值的相对差异系数要高于世界各国的相对差异系数，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和差距大的特点十分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等高收入地区，人口数约占总人口的2.2%，相当于世界的高收入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等6个沿海省份，人口数约占总人口的21.8%，相当于世界的中上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是山东、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口数占总人口的26%，相当于世界的中下等收入国家水平；“第四世界”主要是贵州、甘肃、陕西、西藏等中西部地区，人口数约占总人口的50%，相当于世界的低收入国家水平。

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相当一部分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间差距上，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1978年改革以来，尽管各地区人均GDP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却在持续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2年进一步扩大为2.63：1.26：1。这说明1990年的东部与中部、西部的地区差距比1980年分别扩大了5.9%和5.6%，2002年比1990年又分别扩大了28.4%和38.4%，显示1990年以后地区收入差距加速扩大。西部与中部的收入差距也不容忽视，1980-2002年，西部人均GDP平均相当于中部地区的82%，而2002年西部人均GDP只相当于中部地区的79%。

事实上，1978年以来，无论是在不同省份的农村地区居民之间，还是在不同省份的城市地区之间，居民收入的地区差距都呈扩大之势。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省际间差距的变异系数，1980年为0.2，1990年扩大为0.27，2002年上升为0.34，比1980年扩大了7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省际间差距的变异系数，1980年为0.13，1990年扩大到0.21，2002年进一步扩大到0.27，比1980年扩大1倍多。以收入最高与收入最低的省份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最高省份（上海）是最低省份（甘肃）的2.78倍，1990年上升到4.43倍（省份同1978年），2000年为4.21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西藏），2003年为4.25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贵州），而最高与最低省份的绝对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180元扩大到2003年的508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年最高的省份（上海）是最低的省份（贵州）的1.77倍，1990年上升为2.03倍（最高为广东，最低为内蒙古），2000年增至2.48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山西），2003年为2.28倍（最高为上海，最低为宁夏），而最高与最低省份的绝对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244元扩大到2003年的8337元。

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无论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东部地区都明显高于西部地区。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1.21：1.02：l，1990年上升为1.27：0.92：1，2002年上升为1.40：0.98：l。可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西部与中部持平甚至比中部略高一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基本呈现同一变动趋势，但西部农村收入水平比中部稍低，1980-2002年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只相当于中部的87%。

城乡之差

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255元，两者的收入比为3.22：1。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过数年跟踪所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提高到2002年的3.1。然而，调查人员认为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出城乡之间实际收入的差距。

报告指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实物补贴，比如城镇居民很多享受公费医疗，而农村居民却没有这种待遇。城镇的中小学能够获得国家大量财政补贴，而农村学校得到的补贴非常少，农民还要集资办学。城镇居民享受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救济，这些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却可望而不可及。

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

报告说，如果仅仅看货币收入差距，或者说名义收入的差距，非洲津巴布韦的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稍高一点，但是如果把公费医疗、失业保险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

报告说，2002年全国收入最高的1％人群组获得了全社会总收入的6．1％，比1995年提高了0．5个百分点。最高的5％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近20％，比1995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最高的10％的人群组获得了总收入的32％，比1995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而全国高收入人群收入比例的上升主要来自城镇，而不是农村。相对于1995年，2002年农村中的高收入人群组在全国总收入中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

调查还显示，1995年到2002年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明显上升，从36％提高到43％。李实说，这意味着2002年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表明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

而从全国各地区对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率来看，西部地区是最高的，高达58．3％，而东部地区是最低的，为37％。也就是说，越是相对落后的地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越明显。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在去年举行的首届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研讨会上透露，如果不采取措施遏制城乡收入差距拉大趋势的话，按照预计，2020年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达到4：1。

群体之分

城市居民收入最低的1/5人口只拥有全部收入的2.75%，仅为收入最高的1/5人口拥有收入的4.6%。各占总人口20%的最高和最低收入两大群体，收入差距已达33倍。中国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

首先，观察低收入群体。据2001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9个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是深圳为574元，最低是广西为275元，一般是300—400元左右；再就是现在我国有1930万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全国36个城市最高的是深圳为290—344元，最低的是南昌为143元；农村还有4000万贫困人口，2000年我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625元是农村温饱线的标准。

其次，观察高收入群体。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调查，目前中国50富豪的财产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300万百万富翁的财产等于9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

再次，观察平均工资与经理年薪的差距。据京、穗、深、沪4个城市2002年经理人年均收入最高是北京为9.09万元，最低是广州为8.42万元，同时按7大行业经理人年均收入分析，最高的是房地产建筑业为10.28万元，最低的是商业零售和贸易业为8.62万元。从另一个侧面观察，有的企业经营者在职务消费极不规范的情况下，将住房、公务用车、招待费等均无限制地列入成本核销，其工资外收入比年薪有的高出1—2倍，有的企业副总以上的职务消费平均每人每年18万元。一般的职工与经理人年收入最高与最低差距达到10—20倍左右。

据报道，江苏省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人群的“薪金”竟是低收入人群的10.7倍！近年来，江苏省居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加，但城镇居民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扩大，由2000年的5.4倍扩大到2004年的10.7倍。
 
而北京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其贫富差距已经严重超过国际警戒线。这是在去年召开的“人口发展与社会和谐”论坛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透露的。

张车伟表示，中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明显差距是，低收入者所占的比例很高，收入不均限制了小康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比的国际警戒线为0.45，而北京已达0.5左右，足以让城市管理者为此高度警惕。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研究出一套针对中国国情的“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预警系统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首次测算出，２００３年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进入值得警惕的“黄灯”区。专家提醒，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到2010年后将进入“红灯”范围。“居民收入分配预警系统”显示，2003年城镇居民内部总体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其评价指数为69分，低于70分的“黄灯”警戒线。城镇居民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收入之比从2002年的5.2:1扩大到2003年的5.4:1。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的评价指数为64分，已接近60分的“红灯”警戒线。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1∶2.45，2004年扩大到1∶4.39。研究组专家据此提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农民收入过低问题，更明确地说是农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问题。

成因分析

“主要是机会不平等造成当前贫富差距拉得更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而造成机会不平等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

吴敬琏指出，惩治腐败以实现机会平等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的，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造成不平等。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

为此，吴敬琏呼吁，一定要尽快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起码第一支柱是全民低保，这应该是一个约束性的政策，是国家财力完全做得到的。”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钢把收入悬殊的首要原因归为体制。他认为，首先是旧体制没有改革到位，而旧体制的特征就是一切都是公权；其次是国有垄断、政府管制的问题，造成资源行业和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同其他竞争行业之间产生了巨大收入差距；还有就是医疗、养老、教育等改革，引起了一些收入差距拉大。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也把原因归结到体制因素。他以房价为例指出，由于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不一致，地方政府就有动力去推动地价上升，从而导致房价高涨。“要解决房价问题，首先应该进行物业税改革，对事权、财权的关系进行调整，其次是让地方财政可以用地方债务方式筹措资金。”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根据世界银行报告的最新研究，产生贫富差距的因素有：城乡差距是第一因素，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期城乡收入差距明显扩大，这反映了“一国两制”（即城市与农村不同制度的安排）的制度成本；第二个因素是各地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90年代上半期中国放开农产品交易和市场，大部分农产品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持续下降，农业比重高的内陆省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增长缓慢或下降；第三是城市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90年代下半期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大量的下岗分流，出现了所谓转型贫困人口；最后是省级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是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急剧加大，而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内部人均收入差距在缩小。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吴忠民认为，经济领域当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一些部门、行业甚至是一些个别的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垄断经营获得垄断利益或高额利润。在全国分行业收入的统计中，垄断性行业人员的收入稳居前几名，如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电力部门等等。甚至连一些社会公共事业部门，如某些公共教育机构、某些公共医疗机构也存在利用行业垄断的地位而索取高额利润的情况。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认为，当前的收入差距问题，同各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有关，也与个人的机遇与努力程度有关，此外还有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应该讲，许多中国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通过市场机制获取和积累了个人财富，并实现了个人经济地位的上升性流动。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的拉大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导苏明阐述了四点原因：一是税制不健全，对高收入群体缺乏必要的“限高”，一方面使一部分人的财富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必要的再分配能力，难以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从而加大了贫富差距。二是保障明显滞后，对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三是行业垄断难打破，加剧了社会成员间的收入差距。四是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权钱交易“造就”暴富阶层。

改革方向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认为，十分重要的方面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最有效、最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使大部分农民变成非农民。这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转变历史过程中的一种规律，也是我国减小城乡差距的方向。

如何使大部分农民变成非农民，苏海南认为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农民工背井离乡到大中城市谋生并定居下来，目前看相应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进城农民工定居下来较少。而就近就地转移，包括城市扩大征地转移一部分农民，其余农民就近向小城镇转移，这应该是主要方向，这条渠道吞吐量更大，更符合我国的实际。

“对于就近就地农转非，除了其他方面的支持外，教育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苏海南强调，国家应该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的素质，这是促进农转非很重要的方面。

胡鞍钢认为，中国需要制定一项适用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有效的、经济上负担得起的、切实可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根据世界银行报告，随着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增加，一些风险，特别是失业与收入的风险也在增加。社会中的弱者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它会导致社会财富不平等的增加，加剧社会压力。社会中面临风险的主要群体是穷人、病人、老年人、妇女和失业者。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政府需要建立相应的政策和体制，保证一个关心人而又富于竞争性的制度，以帮助弱势群体对付这些风险，并从各个方面发掘人的潜力。

为了有效应对风险，应将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地区的非国有部门，并为农村地区提供一些基本的保障计划，比如大病和伤害保险。对于整个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实行全面的政府财政制度改革，对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等核心公共服务的融资实行部分集中化管理，扩大自主权和加强问责制。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吴忠明认为，缩小贫富差距主要有三点：首先要建立基本理念——共享社会成果，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发展观，还是建设和谐社会，“十一五规划”，这个观念都应当持续下去。

其次，从经济发展可持续的角度来看，社会公正状况直接影响着经济的主要拉动力。就一般情况而言，经济的拉动力包括出口拉动力、投资拉动力和内需拉动力，其中，内需拉动力的作用要远远高于前两者。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由于农村人口过于贫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购买力，市场活力就不够。现在，外贸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0%，这是一种过度依赖，美国、日本、印度和德国等国的这个比重不到20%。为了不再过于倚重外贸来推动经济增长，政府意识到必须转向以内需为动力的发展模式，而扩大内需的根本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用5年的时间完成建立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在5年之内，打好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基础，并形成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5年后，再进一步加大力度，扩大战果，使初级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再上一个台阶。

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郝如玉说，只有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们才能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分享到更多经济增长的成果，这才真正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

治贫的主要手段是教育。通过提高受教育程度，使得专业人士的价值创造和收入相匹配，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国外学者用５０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其收入的多少成正比例关系。发达国家注重使用的治贫手段，就是通过给低收入者提供取得高收入所需要的相应教育的机会，这也是西方税务专家普遍推崇的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政策动向课题组开出的处方是：

近期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选择几个重点进行突破：

第一，“保低”优先。社会矛盾最容易激化的地方毫无疑问是社会的最底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应当是提高农民、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下岗失业人员、低保人员的收入和社保水平。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对城乡特困群众的救济救助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各地最低工资标准将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待遇将逐步得到改善。城市低保水平和面积将不断扩大，其中企业改组改制、缺乏劳动技能和生活来源、资源枯竭城市工矿区和老工业基地的困难群体将成为低保重点考虑的对象。在农村地区，将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确保农民收入的增长。

第二，进行工资制度改革。现在，许多人在谈到居民收入差距的时候，普遍认为，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太高了。然而，从宏观意义上讲，中国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原因并非高收入阶层收入太高，而是中低收入水平太低。所以，解决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第三，推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早在10年前，政府就出台了垄断行业最高工资指导意见，但实际效果不明显，甚至有所恶化，引发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大的异议。此次，《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垄断行业列为一个重点对象，不仅是为了进一步推进前期改革需要，而且也是出于“调高”的考虑。《意见》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电信、电力、民航、金融、铁道、邮政和公用事业等行业改革，建立平等公开的、市场竞争的收入分配秩序。

下一步的改革是分步推进那些问题突出、但短期内难以完成的改革工作：

一是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有4067万人，合计6432万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这些农民纳入低保范围将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安定奠定良好基础。

二是探讨改善农民进城务工环境，消除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政策和障碍，简化各种手续，防止乱收费，在农民工就业、医保、社保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逐步进行改善，让农民“进得城来，留得下来”，合理推动城镇化进程，以最终解决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

三是建立和完善高收入阶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四是建立和健全个人收入监测体系，每个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收入(如不动产获得的收益、继承遗产的收益、银行利息收入、工资薪金收入等)最终都应从各部门(福利部门、银行、海关、公司、企业雇主等处)汇集到税务部门，以利于税务机关有效地展开个税监控。

五是加大财政支出在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建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就业服务、供求信息和农民工权益维护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平台，重建农村基层的医疗救助网络和体系，改变当前医疗救助资源过分向城市集中的现状，以及农村缺医少药和公共卫生事业建设滞后的局面。

六是加快政治体制、国有企业、财税体制等配套改革，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建立完善市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机制，建立和健全国家转移支付制度，并最终建立一个起点公平和过程公平的收入分配秩序。

方玉/文更新日期：2006-8-29 中国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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