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红包被指不解决根本问题 需完善社保制度

那些曾经“发红包”的城市

卢丽涛

三亚近日向符合条件的居民“发红包”，引发又一轮关注和热议。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三亚市政府的“慷慨”并非孤例，除了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内地城市东莞、深圳、宁波、南京、上海等都曾向符合条件的市民发过红包，其中多是为了抵御通胀向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的“临时生活补贴”。

政府直接发“红包”到底成效如何？此前就引起广泛争议，有人说，可以纾解通胀给低收入者带来的生活压力，是典型的还税于民的方式。有人则认为，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设一个水平适度的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

临时生活补贴

澳门可谓首开派红包的先河。从2008年起，澳门就实施现金分享计划，向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派发金额不等的红包，且近年来金额不断上涨。2014年，澳门将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9000澳元，非永久居民5400澳元。

内地很多城市政府发红包的做法来自于澳门的启发。

2008年6月，东莞市财政拿出逾1.2亿元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此举在当时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和热议。

当时，被列入东莞临时生活补贴发放范围的七类人群是：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即家庭人均收入为401~600元/月的人员)，发放标准为每人1000元。

时任东莞市委书记的刘志庚对发“红包”的解释是，受澳门为市民发红利的做法启发，打算给贫困户发放一次性临时生活补贴，以减轻CPI上涨给贫困户造成的影响。

和东莞向低收入居民发红包类似，2008年5月，南京也启动了应对物价上涨的困难家庭临时生活补贴联动机制。

根据这项政策，当连续3个月每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达到或超过3%，困难家庭临时生活补贴联动机制就将启动。具体的补贴标准分为两档：CPI达到3%低于5%时，补贴当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24；当CPI达到或超过5%时，补贴会增加到1/12。

当时，南京共有14.23万城镇低保户和1.1万农村五保户，2008年4月发放临时生活补贴900多万元。

上海2011年8月开始施行救助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保障对象包括国家重点优抚对象、城乡低保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等四类人群，合计约55万人。

当城镇低收入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季度同比涨幅达到或超过5%，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食品类价格指数季度同比涨幅达到或超过10%时，发放临时价格补贴。上海这一联动机制运行以来，4次对保障对象发放一次性临时物价补贴，前三次每人每次补贴标准为100元，后一次每人补贴标准为75元。2013年由于物价平稳，未启动该机制。

2008年上半年，通胀压力加大，宁波市财政给14023名低收入人群人均发放了290元补贴，同时，安排1340万元进行粮食直补、油料作物补贴和农机购置补助，安排了促进生猪、奶业产业发展的资金1100万元，用于抵抗通胀，保证农副食品供应。

还需完善保障机制

对于政府给市民派红包的做法，观点各一。

2008年，东莞阳光网以“东莞给市民派‘红包’可行吗”为题进行在线调查。结果证实，近七成网民持赞成意见，认为派发“红包”可缓解民生艰困。而刘志庚当时也强调，此举获得广泛关注和好评。

浙江工业大学经贸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对媒体表示，CPI指数连创新高、通货膨胀压力累积，这些因素都给“政府分红”的推行以契机。在物价上涨中，低收入者所受的影响最大，政府应该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行政手段，加强对他们的补贴，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不下降。

此外，政府将过去一年里财政增长的部分向公众分红，这是典型的还税于民的做法。

程惠芳称，政府正在经历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历程，缓解通胀压力、保障民众生活即是公共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政府分红”则是重要途径之一。

浙江青年学院副院长王曙光则认为，给低收入者派红包体现了政府对老百姓的人文关怀，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只不过红包这种形式还有待商榷，因为红包一般意义上是用来贺喜的，而不是用来救急的。

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重要的仍然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建设一个水平适度的能够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体系。同时，建立工资与CPI联动、合理减税等机制，使社会各个阶层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合理补给与救济，使社会财富的增长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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