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中国离福利时代还有多远

郑功成：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国内较早系统研究民生问题的学者，也是国家相关民生政策制定过程的亲历者。

龚丹韵：不出意外，十七大报告中，民生问题再次受到高度关注。很多人议论，中国是否将进入“福利时代”？近来政府在教育、住房、医疗、低保等福利政策方面也给予了诸多调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将进入新一轮转型？

郑功成：近年来社会保障政策的发展变化，并不能看作是新一轮转型，而是迈入了快车道，走向定型、稳定、可持续的关键时期了。中国经过持续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人均GDP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国家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百姓的预期必然不断提高。同时国家财力也日益雄厚，从十年前财政收入8600多亿元到今年预计可增长到约5万亿元，可能且应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福利需求。

黄金发展期往往也是矛盾凸显期。种种民生问题，如贫富差距、阶层矛盾、劳资关系、教育医疗住房等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阶段。从改革、试验、定型到覆盖全民有个过程，当下社会保障政策的充实与调整，既是对民生问题的回应，也是国家为人民谋求福利而必须构建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种长远规划。十一五、十二五将是该制度走向定型、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期。

龚丹韵：说易行难。从养懒汉的瑞典到自由放任的美国，福利制度在不同国家几乎截然不同。中国究竟该走哪条路？

郑功成：我不赞同所谓福利国家养懒汉的说法，必须纠正福利影响增长、保障构成负担、社保滋生懒惰的错误观念。我到过多个福利国家或社保制度健全的国家，看到的是健康、文明与和谐。国内外实践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社会保障不仅是现代社会缩小差距、化解矛盾、创造公平、实现共享不可替代的基本社会制度，而且是维系经济持续发展和整个社会和谐的基本制度保证。

中国的社保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必须既尊重制度自身发展规律又与所在国家的国情及其所处时代相适应。具体参考的话，我主张更多地向欧洲学习，尤其是德国，它既不是美国的效率主义，又不是英国的福利主义，而是以缴费型的社会保险作为核心，使个人的权利义务与制度紧密相关、权责对应。

龚丹韵：您打过一个比方，社会保障制度就好比旅游，首先目标定位必须明确，到北京还是上海，不能南辕北辙。那我们的目标定位是什么？公平共享惠及全民的社保，还是仅维护底线公正符合差别性原则的社保？

郑功成：确实，合理的目标定位要优于制度设计，制度设计又要优于技术方案。就目标定位而言，各国选择不尽相同，与其说是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不同，不如说是各种因素在内的时代背景起了决定性作用。普惠式的社保制度，如果超越了发展将不可持续；而发达时代如果不选择普惠式的社保制度，必定酿发社会危机，这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所证明。对我国而言，无论从社会性质与执政党宗旨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国家财力与工业文明要求出发，需要的都是一个健全的能够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维护弱势群体的生存条件与底线公平只是一个起码的标准。福利增长不仅是人民向上、向好的追求，也是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指向。

龚丹韵：您提出优化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明晰政府责任。但福利保障的群体边界、公私领域究竟划在哪儿，一直颇有争议，我们该选择怎样的责任界定呢？

郑功成：有些基本的底线原则，大家都已达成共识。比如，社会救助是为了解决最困难群体的生存危机，任何国家政府都必须不遗余力去做，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社会保险作为缴费型制度安排，强调的是权利义务相结合，它建立在劳资分责的基础上，同样需要政府支持，但又不能由政府替代劳资双方承担责任，如果混淆一气，这一制度就会在实践中被扭曲。社会福利则是老年人、残疾人、妇女儿童等群体分享发展成果的必要途径，政府同样承担直接责任。慈善公益事业亦需要政府的财税支持。可见，社保项目不同，政府责任也不同，我国目前要先把政府的责任边界明晰下来，才能充分调动社会资源，落实企业和个人的责任。

龚丹韵：您还说，在目标定位、制度设计、技术方案三要素中，技术方案只需要理性选择国外已被验证过的即可。那么，怎样体现和符合中国的特色？

郑功成：目标定位既要尊重中国的现实国情如社会性质、政府主导、循序渐进、地区特色等，又要符合人类社会普世价值如公平、正义、共享等。制度设计则是路径，路总是要建在中国的土地上，服从中国的环境，国外的道路、机场是搬不过来的。但是交通工具却可以通用，那就是技术方案了。关键是制度设计必须符合国情并优化。医保改革持续多年，还是看病难看病贵；即使是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存在政策分割、分配不公、损害受助者人格尊严、形成贫困陷阱的现象；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从1995年至今已被修正多次，依然没有调整到位；住房改革单纯强调自有化，导致难以遏制的房价，引起人们对现有制度的怀疑；民营化的慈善公益事业，更是还未有过完整的制度设计……现行社保制度暴露出的问题一再表明，优化制度设计已经成为紧迫任务。

龚丹韵：福利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说：当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存都无法保证，你没有办法让他对社会承担任何责任。您也常常喟叹，中国社保转型期太过漫长。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

郑功成：经济改革可以摸着石头渐进，但社保制度是社会稳定机制，实质价值在于消除社会的不安定感必须以可靠的面目出现。如果这一制度长期处于试验状态，又怎能发挥稳定人心、增进安全的功能呢？纵观世界，不难发现竞争力强的国家都是劳工成本较高、社保制度健全的国家。因为其背后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高、劳动者素质高、产品技术含量高，当然核心竞争力强。我们已经走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级阶段，步入工业化国家行列，科学发展观成为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正在得到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改善民生的发展取向，这些当然都意味着社保制度将加快建设步伐，人民从这一制度获得的保障将更加全面。

龚丹韵：如此看来，我们离“福利社会”还很遥远？

郑功成：是的。福利社会的基本标准是国民没有生活后顾之忧，人人生活在有保障、有质量、有尊严的安全、公平、体面社会中。中国毫无疑问一定会走向福利社会，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执政党的自觉追求，更是民心所向。但现在还不可能，因为我们连最起码的社会保障网还没有建成，有待努力的地方实在太多。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建设一个没有漏洞的最低安全网，防止任何人因生活困难陷入绝境。我认为，相关的物质基础已经具备。去年我们的低保支出不到200亿元，即使增长数倍也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我在列席十七大听取胡锦涛总书记的政治报告时，一个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报告对民生的关注，及对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强调。而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加快健全社保体系，不断增进国民福利。确保福利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应当成为新的共识。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都强调经济的单增长，仅把福利当作经济的辅助器、保险丝甚至是负担，其实颠倒了两者的关系，因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又必定带来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才是一种良性循环。国民福利的普遍提升将是中国进入公正、文明、健康发展时代的显著标志。

2007年10月20日 12:17   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龚丹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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