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的次序与公民的文化

——“共创中国未来”系列社论之二

作为一种深刻信仰的社会主义，天然地和公平正义相关，和扩大人民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依法治国、建设服务型政府、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等要求相关。

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制度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发展活力，同时注意统筹兼顾，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结合。

展望未来，中国要在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中体现社会主义价值理想，将会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可持续的社保体系，在全世界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对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挑战尤其艰巨。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30年，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还需要继续奋斗几十年，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所以应当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社保体系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无论预期还是制度安排都必须实事求是。

假如用手掌做比喻，可以看到，目前中国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群体的保障水平，就如五指一样，有长有短，差异很大。这些差异，有的是历史形成的，例如在计划经济下建立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隔离的户籍福利制度；有的是体制性的，例如机关、事业单位、不同所有制企业，其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大不一样；还有的是政策性的，例如得到较多优惠政策、先行一步的地区，因地方经济和财政条件较好，其社会保障程度、补贴和福利水平就会较高；当然也有内生性的，例如一些地方较早关注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结合，今天就更易于迈向和谐平安。上述差异，就成因来说，确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达近0.5、贫富差异不仅是社会问题而且已经成为启动内需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

如果继续用手掌比喻各地区、各部门、各产业内的社保情况，可以看到，每种情形的差异也是明显的。同一城市，机关干部未必能感到金融危机对个人的影响，但农民工可能正面临离岗回乡的压力，而且不知道到哪里领失业保险。同在工业领域，垄断型公司和外向型加工业的处境也大不相同。

之所以做上面的细分，是要说明，在国家财力给定的限制下，要落实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要求，必须仔细分析，区别对待，而不是无条件地“你涨我也涨，你调我也调，变着法子涨，变通门路调”。如果是这样，不仅差异依然存在，形成差异的体制障碍依然存在，基尼系数依然居高不下，最关键的是，国家财力根本无法支持。

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让一部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激励制度，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让那些由于历史性、体制性、政策性因素，缺乏社会保障或者社会保障程度低下的群体“先保障起来”（其实是让他们过去过于欠缺的保障条件优先得到补充），应该成为我们重要的民生战略。没有社会基本保障服务的均等化，各种形式的差异鸿沟依然林立，我们就不能说实现了现代化，也不能说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

按照这样的优先次序推进社保建设，对每个公民来说，都需要一种高度的自觉。从某种角度说，人都是利益的动物，那种“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心理，那种总是觉得自己吃亏、希望更多外部补偿的心理，那种对公共物品“不占（便宜）白不占，占了也白占”的心理，那种为维护既得利益宁可对弱势群体的真实问题视而不见，甚至利用特权地位和信息不对称谋取更多既得利益的心理，在我们周围还广泛存在着。爱因斯坦曾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是以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为基础的，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回观自身，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的地位也是以那些社会保障程度远逊于己的别人的劳动为基础的呢？我们有没有吃拿卡要、少做多占、少付出多索取的积习呢？

中国的未来，既取决于制度的不断改革，也取决于文化和民情（Habit）的不断演进。自主、负责、理性、奋斗、同情、内省、参与……文化和民情甚至比制度更重要。没有文化和民情的进步，政策和制度的选择就会被锁定在过去的路径依赖中，而打不开新局。正如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所说的，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人民具备了能赋予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只有当执行和运用现代制度的人，自身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了向现代化的转变，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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