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师大钟伟教授“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到2027年养老需要1000万”的观点受到热议,查找相关资料,才知道钟教授是基于个人未来养老问题发出的忧虑感慨之言,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这种观点本是个案,但大家把它当成共性的结果来理解,问题可就大了。如果“养老需要1000万”命题成立并带有普适性,这些城市的大多数人会对未来产生悲观情绪甚至是恐惧感,更担心的是可能会对优秀人才产生挤出效应。
初看有几处疑问:只考虑养老需求没考虑养老供给;没有谈到任何有关养老的制度构建;以金融理论特别是货币供给来判断养老需求的增长是否合适;以代际间人口结构推论养老金缺口正确与否;用历史的来判断未来的,但历史并不一定等于未来;不知道对未来生活有怎样的期待,对高品质养老生活的人,1000万也许未必够用。我只是疑虑而不敢枉评,但如果是吓到老百姓,可就要说说了。
老年是确定性风险,是个人生命周期中必需经历的人生阶段。货币不养老,养老问题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来思考:
纵向上看养老制度体系,一般叫做三支柱体系,依来源可以分成国家、单位和个人三个层次。从养老金的角度看,第一支柱是国家建立的叫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建立的叫企业年金,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养老制度改革正在研究制定中,一旦政策出台,那时的第二支柱应该叫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储蓄。这些制度的主要作用是计划参加者在财务上能有资金锁定到未来用于养老。我们国家三支柱建立还处在定型化阶段,第一支柱由国家采取强制措施建立,基本思路是“广覆盖、低水平”,目标是消除贫困,制度运行二十年现在急需调整;第二支柱是自愿型的,仅覆盖5%左右的城镇就业人员;第三支柱还没有制度性建立。有一个衡量养老金待遇水平的指标叫替代率,即退休前后收入的比率。依现行政策从个人收入角度看,第一支柱可以实现30%的替代率,收入越高,替代率越低;第二支柱不到20%;其它就要靠个人储蓄积累了。由于每个人的替代率目标不一样,有的人是80%,有的人可能是120%,则个人的养老储蓄的压力也就不一样了。还有一个人口结构的问题。养老金积累有两种形式,一种叫代际赡养,即就业人口缴费养退休老人,体现代际间的互济性;还有一种形式是账户积累,即针对个人的当期储蓄为养老使用。到2035年我们国家65岁以上的老人达2.9亿,适龄就业人口是8.1亿,如果去掉上学的、失业的和参军的等,将会形成2个年轻人养1个老人的局面。因此靠代际赡养不能解决中国人养老问题,这也是钟教授所担心的事情,解决的办法是必须强化个人养老账户积累。
我国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如果住院一般可以报销费用的50-60%左右,面对“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状况,还要有补充制度安排。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家采取由福利住房管理转向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一些单位还建立了补充性住房公积金制度,但面临收入与房价的不匹配,一线城市大家还是买不起房,必须提高保障性住房供给。
横向上看应该是个人养老理财规划管理,要考虑三个内容:
一是个人财务生命周期,当期收入不能决定当期消费。比如说年轻人刚参加工作收入不高,但要解决恋爱、结婚、筑巢、育子等一系列问题,财务上可以用借贷方式,但现在大多数采取“啃老”;中年收入较高时不能过度消费,即要还年轻时欠的债,还要为养老做一定积累。老年时结束职业生涯又处在收入小于支出阶段,就要靠前期积累或制度性收入维持生活。因此在个人财务生命周期中要平滑消费水平,同时要完成阶段性目标,不能把压力都留给后面,如果退休前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医疗保险制度,那退休后的压力可就大了。
二是关注三大养老必需产品,即养老现金、医疗保健和住房。由于年轻时面临结婚、子女教育金准备等,因此一般非制度性养老金准备要从35岁或40岁开始,希望尽量在较长的时间内分摊,不致使当期生活支出压力太大,更不能等到退休前再准备,很可能为时已晚。退休后要产生稳定的养老现金流,不要一次性供给防止过度消费倾向影响到未来的使用,最好选择定期或生存年金;要有分担比例较高的医疗保险计划,除参加政府基本医疗保险计划外,不足部分用商业保险补充,如大病统筹;房屋的价值除居住功能外,还可以在退休后实现居家养老,或用租金支付去养老公寓的费用,房屋的残值可以提前变现,将来可以利用金融机构提供住房反向抵压贷款等项目增加养老现金流供给。如果加上老年旅游、教育等,那养老需求可能会更多。
三是充分利用货币时间价值,使养老储蓄保值增值。很多人马上想到黄金、股票或基金,事实上要有理财的概念,首先要对家庭的基本状况、财务状况和生活目标进行分析整理,做出财务诊断;还要明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态度以确定投资风格,完成这些基础工作后再根据需要分别制定教育规划、居住规划、投资规划、保险规划、税务规划以及带有长期性的退休规划,然后才是执行,这是科学的管理过程,要有一定的专业性,一般人可能做不了,可以找专业人员,现在银行等金融部门都配备理财师可以帮助客户完成,特别是白领人士、中产阶级可以去选择,盲目的投资无法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也无法有效抵御风险。养老金积累期长,在资本市场上追求的是长期平均收益率,产品选择上通过资源组合和优化配置,强调安全性基础上的收益性,以实现抵御通胀,跟得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目前市场上可投资产品很多,但一些机构为追求利润做得很乱,再加上金融危机等系统风险的影响,使大家对投资产生抵触和逆反心理,要培养好的投资理念,选择好的投资方式和投资经理人。、
养老问题要有理财规划和执行方案,还要有好的政府治理机制。都说美国人不储蓄,熟不知美国的养老储蓄已累积24万亿美金,仅一个401K账户就有13万亿美元。我们国家的养老储蓄就少多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余、企业年金、新旧农民养老保险,即使加上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养老战略储备基金,怎么也算不到3万亿人民币。现在居民储蓄总额20多万亿人民币,但真正用于养老的比例却不高,因为中国人的大宗消费支出习惯是先储蓄后消费,如买房购车等。美国的养老金以“热钱”的形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分享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而我们的政府养老金只能是银行协议存款或买国债,很难抵御通货膨胀。通常政府每让税1元,其养老金支付负担可以减少5元,但我国针对自愿型第二、第三支柱养老储蓄的税优政策一直不明朗,2009年出台的企业年金税优政策仅针对企业缴费,个人缴费没有税优,对运营收益和待遇支付时的税收政策根本不提,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是遏滞而不是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再考虑基本养老保险前期运行中个人账户空账、隐形债务、储蓄贬值、不同身份养老待遇差异等,我们的治理机制确实是出了问题。如何让个人收入跟得上国家高速发展水平,也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但本届政府关注“民生”问题众所皆知,分配制度、保障制度等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到2020年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目标中央已经确定,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养老也需要国家理财,如果建立延税政策到位的个人账户养老储蓄制度,整合各类碎片化的养老储蓄资源,未来我们带着一笔丰厚的养老储蓄基金进入老年,以老年储蓄、纳税、投资和消费产生第二人口红利,老年人不但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功臣。“1000万养老金”就会打个大折扣,我们也有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决策是政治家的事情,但我们要明白政府有关养老问题的责任是有边界的。在水平上政府以消除贫困为目标,以中央统筹的基础养老金或叫国民年金形式来提供,满足个人收入25%-30%替代率水平就已经尽责了;制度上包括构建社会保障体系、以税优激励促进建立个人养老储蓄以及监管养老基金运营市场。此外还有降低医疗成本、调控房价等,让病人能看病并看得起病,买得起房再买好房。但养老的事不能只靠政府、靠单位、靠子女,终究还是我们自己的事,那些时尚的“月光族”或用明天的钱、父母的钱过今天的幸福生活但从不想明天的人,你的未来很可能是一场恶梦,老年人的晚餐是吃鲍鱼、红烧肉还是咸菜可是大不一样,千万别再把营养和消化问题扯进来,那可就更乱了。
要培养正确的养老文化。目前我国代际间养老影响因素十分突出,有两种极端现象值得讨论。一种是“养儿防老”,赡养费增加了儿女经济支出压力,破坏了他们正常的财务生命周期,有经济学家呼吁“养儿防老是不道德的”,必须培养财务上独立养老能力。其实另一个极端才可怕,那就是“啃老”,表现在年轻人不仅要求父母做教育投入,在结婚、育子,特别是购房等还要求父母做贡献,而父母很可能动用的就是养老金。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上海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搞过调查,有62.27%的年轻人购房首付需父母资助,10.67%首付全部靠父母,这可能是一线城市年轻人在高房价压力下的无奈之举,也是父母舔犊之情的伟大体现。现实很无奈,担心的是养成了年轻人的习惯,要是抄了父母养老钱袋的底,无异于是在抽他们的血,这是个社会问题,对那些本无能力的家庭恶性循环不解开,养老问题可能无解,父母的责任也是有边界的。
养老问题很复杂也很简单。如果说养个孩子需要200万会吓到你,但没有谁要等到攒够200万才生孩子。同样不管有没有“1000万”,该老的时候终归要老,钟教授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本无可厚非,大家就别替他发愁了。要是不切实际,什么人都把钟教授的观点扯到自己身上,那可有点杞人忧天了。但如果由此引发全社会对养老问题的关注,培养出国民的养老理财文化,多些“养老筋”,那钟教授居功至伟。(作者:清华大学公管院养老金工作室 刘广君)
【出处:中国养老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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