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在人民日报发表《收入分配,“跷跷板”如何平衡?》一文,呼吁降低企业和职工的社保资金缴纳比例,让企业省下钱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省下的钱变成可支配收入。因此带来的社保资金缺口,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国有企业分红来补充。
这个建议很靠谱,只是不知何时能够付诸实践。众所周知,我国现有的社保缴纳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各地虽然略有差别,但从总体上看,如果足额缴纳,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五险,企业缴纳加个人缴纳部分,合起来超过工资总额的42%,加上住房公积金,占到工资总额的66%!“五险一金”合起来,个人缴纳约占工资总额的22%左右,企业缴纳约占44%左右。
这就不难理解企业为何普遍缺乏涨薪的积极性,因为涨薪同时意味着企业的社保等负担加重。其实,任何企业,天天打交道的都是员工,直接受到员工涨薪的压力,但这种压力不能变成企业涨薪的动力,只能说明它受到的税收、社保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往往要大于给员工涨薪的压力。秘密何在?则如白重恩所言,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的税收是最高的,而且有很多重复征收,企业税负很重。
企业税收和社保负担重,反过来全面妨碍员工福利的提升:一是涨薪每每受到限制;二是一些企业会千方百计规避正式劳动合同,逃避给员工上社保。这样,社保缴纳额度高,原本是为了保障员工的福利,到头来反而成为损害员工福利的工具。
诚如有学者所言,社会保障系统在劳动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本质与商业保险是没有区别的,“保险费”均由劳动者出资。所不同的是一个是以国家信誉为保障,另外一个是以商业公司信誉为保障。此外,我们至少可以在商业保险中看到自己的“保险费”增值,而在社会保险中,“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贪官的一次挥霍,你几辈子的社保资金全都人间蒸发,找谁追偿去?风险孰大孰小,一辨则明。
如此之高而且没得商量的社保缴纳比例(即使在苛刻条件下允许退保也只退个人缴纳部分),不仅大大影响了人们的即时生活,而且大大影响了企业和个人缴费的积极性。
相反,那些长年攫取巨额垄断利润的垄断企业,却无需承担面对全体国民的“企业社会责任”,既无需向国家分红(或只是象征性分红),也无需向内地投资者分红,只源源不断地向海外投资者(H股市场)分红。而像电信企业,收取124倍于韩国的宽带费,提供的却是蜗牛般的网速。
从国民身上超额提取的,应该及时回到国民身上去。对于垄断国企,我们应该达成这样的基本共识。提高国企向国家分红,充实社保基金,应该是其中的第一步。
【作者:童大焕】 【出处:深圳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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