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中国养老金怎么为中国人养老

——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已处在改革浪尖的中国养老金管理体制问题，尤需我们多方面审视：固有弊端在哪里?养老金是否非要入市?怎样入市才好?这是改革路上回避不了的问题，也是我们每向前走一步路都需停下来再三掂量的问题。

3月下旬，“广东千亿养老金入市”的消息令业界兴奋良久，为备受争议的养老金入市问题画上了短暂的句号。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就此发布消息称，经国务院批准，社保基金理事会受广东省政府委托，投资运营广东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存资金1000亿元。

欢呼者众多——这是对中国现行养老金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变革中往往蕴藏着极大的生机。

事实上，有关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的方案，已在争议中酝酿多年。而争议背后，则来自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缩水恐慌。公开数据表明，截至2011年底，该基金结余已高达1.92万亿元，基本养老保险中迫切需要投资增值的个人账户，在已部分做实的13个省市中，已有2039亿元资金。巨额的结余，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市县一级的财政专户上，仅能按规定购买国债和转存定期存款。

入市迫在眉睫。这关乎养老金如何跑赢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关乎中国民众退休后能否有尊严地养老;关乎在中国老龄化加剧之时，中国财政是否还能“hold”住。

为更好地理解养老金入市、探究我国基本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险投资体制的改革趋势，近日，本刊记者专访了长期关注社保基金管理体制改革的专家——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低收益率，养老金制度之痛

“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

《当代金融家》：您曾在多个场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如何理解这句话?

郑秉文：我国的基本养老金缴费制度是个人缴费8%、单位缴费20%，两者相加占比参保人工资28%。在这一前提下，参保人缴纳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可领取养老金。

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3000～4000元钱，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

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

《当代金融家》：相信您也留意到，在通货膨胀之下，民众越来越担心养老金跑不赢消费者物价指数。在您看来，养老金的贬值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郑秉文：原因之一是投资体制不科学导致不可持续。

如今，社保基金投资依据依然是十几年前的政策——存银行和买国债。这种投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可谓“另类”，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险基金存在银行(世界各国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体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国债型投资，一为市场化运作。目前，全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近6万亿美元。其中，3万亿是国债投资，3万亿是市场化运作。很显然，我国现行养老金管理体制与国际惯例存在巨大差距)。

由于这一模式投资收益率极低，每年不到2%，不保值、跑不赢消费者物价指数是显然的(2010年消费者物价指数3.3%，2011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5.6%)。

《当代金融家》：那么，可不可以说这一极低投资收益率给我们带来很多潜在的损失?

郑秉文：可以这样说。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9.17%的年均回报率作为参照，2000～2010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金账面余额损失高达6000亿元。

其中一个原因是养老金覆盖面及中央转移支付近几年继续扩大，基本养老金增长规模由此也越来越大，投资收益率的损失自然随之越来越大。按目前缴费政策及费率，到2020年，若收益率按2%计算，我国基本养老金滚存余额将超过12万亿;若按9%的收益率计算，则高达16万亿。

隐性损失也就是参保人的福利损失是很大的。十几年来，我国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是14.4%。如果未来这一数据不变，而养老金年收益率依然为2%，那么，参保人的“生物收益率”的福利损失(指社平工资增长率减去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收益率和人口增长率)则每年为10%左右。也就是说，在经济高速成长期，参保人缴纳的养老基金仅获得了2%的收益率，损失的却是10%左右的巨大福利，这意味着参保人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巨大福利。就好像工资增长很快时，为了保值，大家都买房而不愿意存钱。具体来讲，参保人账户里的8%，从1997年存至今天，是一两万元，相当于当时1年的工资;但现在仅值一两个月的工资，福利损失不言而喻。

三问养老金入市

养老金入市不是为了救市或服务于国民经济，最终目的就一个，那就是为了给大家养老。

《当代金融家》：有人说，养老金入市是为了救市;也有人说，养老金的投资管理是为了服务国民经济。您怎么看?

郑秉文：不赞同这种观点。社会保险基金入市是为了养老金增值保值，为国民创设福祉。养老金的投资管理，相当于一家公司为股东服务，在DB型现收现付的社保制度里，谁交钱谁就是股东，大家都是参保人，管理机构得为参保人服务。不能拿参保人的钱去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更不能为了救市而救市。如果监管层持有救市等错误观点，很可能导致决策失误。

事实上，在政治家、政治干预与基本养老保险投资体制之间，要有一道“防火墙”。这也是美国2.6万亿美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始终不投资资本市场的原因之一。这笔钱只用来买国债，以防止计划经济回归。如果美国政府用这笔钱投资私人领域、竞争领域，比如加油站、餐馆、网吧，等于是对计划经济的回归，是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在这一层面上，社会保险基金在作股权投资时，也要尽量不挤压私人资本投资空间，尽量不参与日常经营。

《当代金融家》：有人担心，养老金如果用来投资，那么怎么保障诸如退休人员的当期养老金发放等需求?

郑秉文：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两个误区。

一是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统账结合制度基本是名义上的，因为个人账户基本是空的，其融资方式主要还是现收现付，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部分积累制目标。在这样一个制度结构和融资方式下，当期养老金发放在前，基金收支余额投资在后，投资并不妨碍当期发放。例如，2011年我国五险制度总收入为2.35万亿元，总支出1.8万亿元，当年余额为5500亿元，进行投资的是这5500亿。而当前媒体热议的养老基金投资，是指十几年来沉淀下来的高达1.9万亿的基本养老保险余额，以及2.7万亿的五险基金余额。

重要的是，我国社保制度刚刚建立十几年，覆盖面远未达到应保尽保，于是形成“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内，每年都有几千万新参保人加入进来，他们几十年内只缴费，不用领取养老金。因此，每年制度收入必定大于支出，历年滚存的累计余额更呈不断膨胀趋势。所以说，投资并不影响当期养老金发放。

此外，还有基金率(留取的准备金)的“防火墙”，它也对当期养老金发放起到了保障作用。基金率是指上一年的滚存累计余额除以今年预计需要支付的数额。比如，去年滚存若是2万亿，今年预计需要发放1万亿，那么基金率就是200%。美国规定的基金率才30%。对于我们来讲，今年需要支付1万亿，我们只要有3000亿放在这儿就足够了。基本养老以外其他四险的基金流动性要求高于养老基金，因此，基金率应该高一些，假定为80%，这样，市场化投资的钱将近2万亿左右。如果仅投30%在股市，也就6000亿元。

《当代金融家》：如此说来，改革包括养老金投资体制在内的社保基金投资体制是值得推崇的，改革前景也已经比较明朗。另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改革投资体制也是深化社保制度改革的一个方面?

郑秉文：你说得对，改革的好处显而易见。事实上，改进现行投资体制，提高收益率，不仅可提高基金资产池的支付能力。反过来，对制度建设也有好处，可以提高制度的公信力。

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低收益率情势下，公众对缴纳养老金很不积极，而地方政府也为了减少投资收益率损失作出很多非理性的、同中央制度冲突的地方性规定(养老金收得越多，当地政府负担越大。例如，负担很大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单位缴费费率是高于20%，因为他们有历史包袱，只有费率高于这一数字，东北三省才能做到收支平衡)。

所以我反复说，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差钱”，差的是制度建设。而在这一层面上，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不仅有利于资本市场良性发展，它还是社保制度深化改革的需要，是整个社保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入市贵在长久

虽然股市的周期性波动经常“祸害”养老金等诸多资金，不过，如果长期投资，就能跨越和化解市场波动的巨大风险，获取较高的收益率。

《当代金融家》：怎么看待养老基金和资本市场的关系?如何理解养老金投资管理的“长期性”?

郑秉文：二者之间是天然的、长期相互依存的关系，就像“联姻”。养老金缴付是长期行为，三四十年以后才领取，它需要一个长期投资工具，而资本市场等金融工具的运作恰恰符合这一特质。我们可以这样来看：虽然股市的周期性波动经常“祸害”养老金等诸多资金，不过，只要“嫁”给股市的养老金具备其长期性，那么就能跨越和化解市场波动的巨大风险，获取较高的收益率。这也是所谓的投资股票贵在长期。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养老金存在银行里一味追求所谓的绝对“票面安全”，实际损失却是巨大的，相当于“嫁错郎”——投资与收益率极不匹配。这样看，则更好理解养老金投资管理需要长期性而非投机性。

研究发现，美国自有股市以来的200年间，每25～30年为一周期，其收益率不低于7%，包括1929年大萧条时期。加拿大的情况也类似。

《当代金融家》：您在多篇著作中提到，社会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的内容是资产配置的多元化、市场化、透明化、国际化，以达到分散投资风险和收益最大化之间二者的平衡。能否进一步解释?

郑秉文：养老金投资资本市场只是方式之一，它还可以投资企业债、政府债、信托投资、境外投资、另类投资、实业投资，包括基础设施、铁路、矿山，林权投资、低碳投资等。事实上，在实业投资、固定投资和股票投资的资产配置之外，养老金股票投资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比例有限。我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规定股票投资不得超过40%。

《当代金融家》：最后问一个稍微题外一些的问题，也是大家好奇的问题：如果养老金入市不加紧步伐，如果现行体制给养老金继续带来损失甚至继续扩大，那么将来由国家进行财政补贴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

郑秉文：最终兜底的可能是国家财政——为了社会稳定由财政拿钱补上缺口。不过，我们简单想一下就明白了，这用的最终不还是纳税人的钱吗?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最终受损的还是中国的普通国民。

资料链接

欧债危机暴露高福利养老制度弊端

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也是世界上老龄化趋势最为严峻的地区。持续两年的欧债危机给欧元区和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债务货币化也正使福利国家走向债务国家。

战后，欧洲福利国家虽受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剧烈冲击，各国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改革风潮与瘦身运动，但由于福利刚性、选举政治和选举周期等诸多因素，大多数国家福利改革举步维艰，甚至引发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各国公共支出仍处于不断攀升的态势，政府财政预算不得不持续扩大，以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和满足福利支出需求。

在欧洲各国的财政统计中，福利支出主要由九项构成：养老金、遗属津贴、残障金、医疗卫生费用、家庭补贴、劳动力市场政策补助、失业金、住房支出和其他等。在以DB型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为主的欧洲国家，“老龄化成本”是其公共财政脆弱性的一个重要诱因，参保人享有的养老金权益对政府而言是一种负债。

随着各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引入“老龄化成本”概念以准确测量“养老金财富总值”，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在欧洲国家普遍实行的DB型现收现付制社保架构中，参保人的养老金权益在本质上是一种隐性负债，随着时间推移和寿命预期的延长，“养老金财富总值”形成的隐性负债不断显性化和货币化，从而增加政府支出的潜在总额，影响经济增长。这也是欧债危机对我国养老金制度的最大启示。

养老金投资管理2012年或有重大进展

2011年12月20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国际论坛2011”上透露，目前我国由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滚存数额较大，这部分资金目前只能投资于银行存款和国债，其长期收益较低，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预计2012年，在其投资管理方面会有重大进展。运作方式上，或将在参考全国社保基金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出处：当代金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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