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英：农民工代际差异及其养老保险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进程，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务院研究室2006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综合国家统计局、农业部、劳动部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目前进城农民工大约1.2亿人；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农民工已达2.3亿。伴随数量的急剧增长，农民工群体内部也在发生代际转换，第二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调查，目前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9.1岁，30岁以内的占61.1%，其中16—25岁的占44.9%[1]。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劳动大军，农民工为我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有着巨大贡献的他们，往往被限制或排除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享受不到产业工人应有的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权益。据预测，2030年我国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尚未为农民工撑起保障大伞，更未为农民工的代际转换做好准备。在农村，当第一代农民工怀着家庭养老梦“告老还乡”时，面对的却是家庭养老功能退化、新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建立的残酷现实；在城镇，新生代农民工迫切的社会保障需求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的局限性形成鲜明的矛盾，并引发许多社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农民工的养老问题也会逐步显现，我们必须在农民工的养老问题还没有成为一个较大的社会问题之前予以重视[2]。
一、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
从改革开放至今的30多年来，大量农民工流入城镇务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较大的代际分化。王春光最先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问题(王春光，2001)。农民工的代际转换、代际差异问题逐渐引起学者和专家的重视。特别是2005年以来，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日益成为农民工研究领域的焦点[3]。学术界一般以1980年作为划分两代农民工的时间界限，即出生于1980年以前的农民工为第一代农民工，1980年之后出生的为第二代农民工或新生代农民工。
纵观学者的研究，关于农民工代际差异问题的研究角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对农民工代际差异特征及相关问题的总体研究；另一种是对代际差异的某个或几个方面特征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1)总体研究：王国信(2008)、侯雅(2010)、王丽霞(2010)等，对两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丁志宏(2009)则用五普0.95‰的数据对两代农民工的规模、性别、年龄等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了实证对比研究。此外，许多学者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做了实证分析，如吴红宇、谢国强(2006)、魏晨(2007)、张永丽、黄祖辉(2008)等。(2)个别特征研究：学者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和市民化问题研究较多。黄祖辉、刘雅萍(2008)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的实地调查，对两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就业状况及就业倾向做了深入探讨。杨竹、陈鹏(2009)运用大量的调查数据分析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动机代际差异。刘传江、徐建玲(2007)、张智勇(2009)等研究了农民工的市民化代际差异。此外，还有学者从其他维度进行了研究，如刘新争(2009)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代际差异做了深入研究。深入了解农民工的代际差异是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的重要前提与基础，笔者从文化、流动、需求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归纳与概述。
(一)文化差异
第一代农民工主要以小学及初中文化为主，与第一代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明显偏高，大多受过九年义务教育。据相关调查显示，第二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为12.9%，比第一代农民工低21.7个百分点，而学历为初中和高中/中专的比例分别为73.5%和13.1%，分别比第一代农民工高18.6和3.1个百分点[4]。另据调查数据显示，第二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达到36.9%，比第一代农民工的24.2%高12个百分点[5]。第二代农民工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他们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三成以上的第二代农民工接受过职业培训，因此他们有机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并且有条件提出更高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待遇等方面的要求。
(二)流动差异
1.流动动机
近年来，农民工进城的主要动因已经发生根本转变，“农村推力”是第一代农民工外出的首要动因，而“城镇拉力”则是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动因[6]。第一代农民工往往以赚取经济收入为进城务工的主要目的，他们的流动动机可以归为“经济型”。而第二代农民工对城市充满向往，除了考虑经济因素，往往将进城务工作为改变人生道路、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途径。他们的流动动机已从经济型转到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或者生活型[7]。
2.流动范围
丁志宏运用五普0.95‰数据对我国农民工的流出地、流入地与外出距离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分析，发现大部分两代农民工都是跨省流动，但是两代农民工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跨省流动比例更高，比第一代农民工的55.1%高7.6个百分点。在跨省流动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出省份和流入省份比较集中，大多从我国中部地带流出，集中流入经济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流出省份比较分散，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省份，流入省份主要集中在广东、浙江、上海和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8]。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流动半径更大，流向地更为集中，对流向地的选择更为明确，不再是一种“盲流”，而是带着在城市安家立业的愿望奔向理想的大城市。
3.流动模式
我国农民工的流动比较复杂，但是从代际差异的角度看，两代农民工的流动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种流动模式(如图1所示)。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流入城市，在城市间流动就业或阶段性地进入非农领域就业，当他们年老工作机会减少时，会主动选择回家务农，最终流回农村，如A模式所示。第二代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务农经验，对农村生活逐渐陌生，有较强的城市认同感，希望在城市安家，不愿再回农村，因此他们主要遵循单向迁移的B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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