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民生改革“最难点”在哪里？

有位编辑出了个题目，要写民生改革的“最难点”。思考良久，养老、医疗、就业、住房、教育……那个最难？面对的好像是一道无解的难题。于是想借用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广告词的“体”：民生改革，恐怕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我们所讲的“民生”实际上就是社会领域中的公民权利。一般认为公民的社会权利包括六个方面：生存权、健康权、受教育权、工作权、居住迁徙权和资产拥有权。相对而言，这六项公民权利也就是国家的责任或政府的职责。

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对这6项社会权利进行考量，可以发现，上述6项社会权利所涉及的都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而且都处于“生理的”和“安全的”这两个较低的和最低的层面上。其中生存权、居住迁徙权和健康权事关人的生命存续——温饱问题和人的生命质量——身心健康；而工作权和受教育权是介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之间并起到连接和沟通的作用的，在现代社会中保证温饱和健康所必需的手段；资产拥有权的层次稍高，主要涉及以备不时之需的未雨绸缪。总而言之，需求的层次越低，就越接近人的自然属性或动物本能。因此在这些方面老百姓几乎是没有退路的，这就需要政府和社会加以切实的保障。

但是，在当前世界上，对于社会权利，政府的责任也是有限度的。换个角度看“权利”，实际上就是“需要的满足”。上述社会领域中的六大“权利”，也可以被看成是社会领域中六个方面的“人的需要”。同时，就“需要”本身而言，又可以分出若干层次，一般来说，有“最低标准的需要”、“基本的需要”、“高档次的需要”和“奢侈的需要”。在汉语语境中，后两者常被称为“欲望”。

举个例子说，譬如要解决吃饭问题，可以买米、买菜、买油回家自己做饭吃，也可以时不时的上酒楼饭店“改善一下”，按现在中国社会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以及一般的社会评价，上述消费都在满足“基本需要”的层面。当然，在收入较高的情况下，也可以自己家里基本上不开伙，天天上酒楼饭店吃饭，这就超出了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水平，综合考虑普遍的社会评价，这应该属于“高档次的需要（欲望）”。如果天天都要在高档的酒楼饭店吃鱼翅鲍鱼、山珍海味，那就属于“奢侈的需要（欲望）”了。

又譬如要解决子女教育问题，让子女按政策就近入学，这是满足“基本需要”。如果费尽心机花钱“择校”，那就属于满足“高档次的需要（欲望）”。如果花大钱将未成年子女送出国或送进“贵族学校”，那恐怕就应该算是“奢侈的需要（欲望）”了。

社会政策是将自己的政策目标定位于满足“基本需要”的层面上的，也就是说，社会政策所主张的社会权利，其范围局限于满足“基本需要”。对这个“限度”进行定性的描述，就是“保障基本生活水平”。

“基本生活水平”本身是可测量的。可以通过问卷调查，以“民主投票”的方式让公众自己来选择和决定哪些商品和服务属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然后根据“需要”的数量和市场价格确定“基本生活水平”。

但是，“基本生活水平”又是动态的， 30年前、20年前、10年前……人们对“基本生活水平”的判断和选择显然是不一样的；同理，10年后、20年后、30年后……人们对“基本生活水平”的判断和选择肯定也不一样。以上所述“没有最难，只有更难”，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基本生活水平”的选择和判断对于政府来说，永远是个难题。

如果加上一些限制，在当前的时空条件下，养老保障问题可能是中国人所最为关注的，医疗保障问题则是政府解决起来最为棘手的（因为目前世界上还找不到一种理想的方案）。但是，政府职责所在，首先就是民生。

对行政区划的中观层面——地方政府——而言，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当地居民对“基本生活水平”的认识也会不一样。作为地方政府，本身的财政能力也参差不齐。所以，对“基本生活水平”的认定也就不可能一致。最后，还是那句话：政府职责所在，首先就是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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