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福利国家何以具有“人本”优势

瑞典乃至其他北欧“福利国家”在人口素质方面的领先，证明了通过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创造平等均富、合作协调的社会，这较之贫富分化、放任竞争的社会来更有利于“技能生成”，即所谓“人本积累”。

具体而言，北欧社会的家庭经济条件比较稳定，经得起周期性经济危机的风吹雨打，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共部门的扩大。对北欧国家来说，公共部门的一个功能是给家庭提供一种经济保险。许多家庭，采取“一家两制”的双职工战略，往往丈夫在私营企业闯荡，妻子在公共部门就职（公共部门的雇员以女性占优）。公共部门的职业压力小，使女性可以有较多的精力照顾孩子；同时也比较稳定，很少有失业之忧。当丈夫失业后，往往还可以拿原工资的80%维持很久，妻子则依然保持着稳定收入。这样，对孩子而言，家庭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失业的丈夫也更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不必急急忙忙地屈就一个低端的工作而放弃自己的专业技能。他可以在各种培训计划的帮助下更新技能，跳到更高级的岗位上。这样，失业反而成了“技能生成”的过程。相比之下，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看似有效率得多。可是，职工一旦失业，整个家庭就陷入生存危机。比如在最近“大衰退”中，这样的报道不绝于耳：年薪十几万美元的高端管理或技术人员失业，饥不择食地当起清洁工来，原有的技能很快丧失。他们所拥有的技能，如果算入大学、研究院的费用和读书期间放弃的工作收入，往往高达几十万美元。但一次经济动荡就可以使这些投资浪费。更不用说，孩子往往因为这样的冲击跟着父母迁移、转学、放弃许多学后课程，承受父母的感情压力，未来发展大受影响。企业精简了，更有竞争力了。但对于社会来说，在宏观上构成了技能流失。这种“效率”的背后，是“人本”的亏空。

北欧国家和美国另外一大对比，是父母在法律上都享受优厚的带薪产假。美国则无这方面的法律规定，一些州甚至没有无薪产假的法律规定，妇女往往要在孩子和工作之间进行选择。有些州即使有产假的规定，但因为不带薪，许多母亲根本休不起，生完孩子马上回去工作。另外，北欧国家有着优良的公共托儿所、幼儿园系统。当母亲需要出去工作时，孩子有地方可托。对于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的家庭来说，这种高水平的幼教机构使孩子从小就享受良好的教育，不至于“输在起跑线上”。美国的孩子则到5岁才有公共幼儿园，在此之前家长只能把孩子送到私人托儿所，低薪阶层很难支付得起高昂的学费，或者只能把孩子送到非常廉价的托儿所，很难谈得上什么早教，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依恋纽带，也往往因为父母的生活和工作压力而受到极大的破坏。这样，贫富阶层根据自己的经济资源，分别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了有天壤之别的世界。也就是说，孩子们在生命的头5年就被非常不同的教育环境所塑造。许多一出生就“输在起跑线上”。

“起跑线”还仅仅是问题的一端。北欧国家对教育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瑞典、挪威为7.5%，丹麦8.1%，芬兰6.6%，美国仅5.3%。这些投入的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小学的义务教育上。不仅如此，北欧的这些投入的分布也均匀得多，学校的教育质量有着普遍性的保障，孩子们不会因为自己家庭背景而上劣质的学校。美国的公立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贫富隔离状态。富人住在一个区，穷人住在另一个区。学校的钱主要来源于当地的房地产税。富人区房价往往高出穷人区七八倍，房地产税也水涨船高，教育资源充足。穷人的学区则破落不堪，很难找到合格的教师。

高等教育也许是唯一的例外。美国、加拿大主宰着世界一流大学，虽然对高等教育的公共投入仅相当于GDP的1.3%，远低于瑞典的1.9%，但私人在这项上的投入分别高达2.7%和2.6%，瑞典的私人投入则微乎其微。所以，在人均总投入上，美国达到了4%，比北欧高得多，大致为瑞典的两倍。另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7年公布的数据，可能是因对高等教育界定的标准不同而数据出入较大，显示出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总投入占GDP的2.36%，居世界第一，瑞典为0.93%，居世界第三。但根据这个数据，美国的投入也是瑞典的两倍多。两组数据所反映的比例差距还是差不多的。不过，倍于瑞典的高等教育投入水平并没有给美国带来太大的优势。以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计，瑞典为42.3%，美国为39.1%。再以科学与工程学位占学士学位的比例计，瑞典为31.7%，美国仅14.7%。另外，瑞典的博士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高出一倍多，居世界第一。科学和工程的博士学位在人口中的比例，同样是世界第一，比美国高数倍。

这里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高得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博士在适龄人口中的比例等等都比不上瑞典，在科学和工程等“硬”科目上劣势更大。在成人文化测试中成绩高于75%受试者的次高人才，也就是顶尖的25%，基本上能反映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的素质。可惜，以这一层级的人口考试成绩比较，美国低于北欧诸国一头。在5%最顶尖的人才中，美国仍低于瑞典，略高于其他北欧国家，但差别很小，基本在同一水平上。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则来解释，市场机制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私营企业比公共部门更有效率。美国的高等教育大量依赖私人投资，特别以高比重的私立大学独步于世。按说“市场逻辑”应该注定使美国的高等教育以更低的成本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为什么事实正好相反？

第二，按照“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市场规律”，人的经济行为总是追求物质回报的。在瑞典等北欧国家，社会平等均富，医生和清洁工的差距远不如美国那么大。按说读大学并划不来。但是，瑞典不仅大学入学率高，喜欢读博士的还特别多。这些人图什么呢？这一点，甚至令发现这一现象的专家也惶惑不解。

投入产出的宏观数据表明，北欧公共高等教育体系比起美国那种私立大学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要更有效率。公共性体系着重维持基本的教育质量、满足学生的基本需求，很少有不必要的铺张花费。另外，上大学基本上是免费的，并不会给学生带来什么财政负担。所以，尽管大学毕业后的收入看上去并不那么诱人，上大学的人还是很多。

与此相比，高度市场化的美国，私立大学之间往往展开铺张的竞争，除了高价争聘明星教授、打造一流的图书馆和实验室外，还大建豪华宿舍、豪华健身房，以吸引学生和家长的眼球。波士顿大学的高层宿舍，就以“百万富翁的景观”著称，经常让走廊里的学生对着窗户流连忘返、错过了电梯。为了与这些豪华私立大学竞争，州立大学也只有跟风。这一切，都推高了高等教育的费用。普通老百姓的子弟多通过贷款上大学，甚至有毕业时欠债20万美元以上者。目前美国的学贷超过万亿美元，超过信用卡贷款数额，几乎肯定是无法偿还的。有经济学家指出，美国的大学泡沫，甚于次贷危机。更糟糕的是，除了精英大学外，普通大学的教育质量得不到保障，大量高中毕业生并不具备读大学的知识基础，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凡此种种，都对美国未来的高等教育形成了严重的威胁。

在北欧社会，大学毕业后未必能比别人多挣多少，但上大学也不花钱。你如果有心向学，社会就支持你的知识追求。也许那里的大学看上去比美国的要寒酸得多，但学生多还是为了知识而来的，心思更在求学上。你用不着靠豪华设施哄他们用功。于是，许多人就这么“安贫乐道”地读完博士，乃至让经济学家们大惑不解：明明没有什么回报，怎么瑞典那么多人去读博士？他们似乎永远也无法理解：在那里，个人的回报无法用纯粹的物质因素来解释。但是，对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而言，这种超然的求学态度的物质回报则是实实在在的，得以使北欧这些对高端人才物质奖励不足的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转型为高科技的社会，并且显示出巨大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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