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福利体制研究：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一、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缘起

1990年，艾斯平-安德森(Gosta Esping-Anderson)使用“福利体制”(welfare regime)概念，提出了“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1]：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体制，从提出至今得到了学术界的强烈回应，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近年有关福利制度的研究中，认为存在着一个“东亚群”(cluster)，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学者们起初的研究是试图将东亚福利体制纳入到艾斯平-安德森的三种福利体制类型中，但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东亚福利体制是不符合艾斯平-安德森三种体制之中的任何一种，并尝试为其界定与命名。[2]从目前来看，有关东亚社会保障发展的研究，已成为当今比较社会政策的重要领域之一，而且逐渐与欧洲传统的福利国家研究呈现东、西辉映之势。[3]

经过多年的积累，东亚福利体制研究已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研究领域，已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获得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有许多，如琼斯(C. Jones，1993)提出的“儒教福利国家”[4](Confucian welfare state)；古德曼和彭(R. Goodman and I. Peng，1996)提出的“日本型福利国家”[5](Japan—focused welfare states)；霍利德(Ian Holliday，2000)提出的“生产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6](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等等。

随着东亚地区学术交流的日益活跃，已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之中，使东亚福利体制及其研究成为当前社会政策领域最引人注目的学术研究平台。

二、东亚福利体制研究的争论

近年来，韩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有关东亚福利体制的研究论文和著作日渐丰硕，而学者间因不同观点而引发的争论也日趋激烈。目前学界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的：第一，东亚地区到底是否存在“东亚模式”？第二，东亚福利体制能否被纳入艾斯平-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的三个世界之中？第三，能否跳出现有的理论框架来思考东亚福利体制？

(一)东亚地区到底是否存在“东亚模式”？

这个问题是一个“前置性”问题。作为开展讨论的第一个环节，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将决定争论能否继续下去。很显然，学者们被划分为两派：

1.东亚地区不存在所谓的“东亚模式”

武川正吾(Takegawa Shogo)认为，从概念上而言，“东亚福利模式”这种说法就存在问题。传统的“福利东方主义”观念使一些研究者把东亚社会视为同质的社会，从而建构了一个“均等齐一的东亚之像”，但事实上，由于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大差异，因而所谓的“东亚模型”、“东亚主义”等概念是缺乏研究基础的。[7]拉梅什(M. Ramesh)也认为，“东亚福利模式”是一个无用的概念，因为东亚各国或地区原本就存在一定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表现得更为明显。[8]林卡和赵怀娟则认为，根据什么标准确立福利类型或模式是在东亚福利研究中不能回避的关键问题，地理区域不能作为福利模式的划分依据。即便通过研究可以确认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东亚模式，但其形成基础也绝非是这些国家或地区所在的地理范围。[9]

熊跃根则从国家、社会结构与文化三个层面对中日韩三国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东亚福利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而福利体制更不是单一的形式，实际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10]他认为，由于历史传统与文化、国家政治结构与制度基础、社会结构等多重原因，中国、日本与韩国三国的福利体制既存在一些共性，但更具有显著的差异性。[11]古允文等人认为“随着东亚政治经济环境日渐成熟和稳定，其福利模式已能独立成为一种理念类型，并能与艾斯平-安德森的‘三个世界’相提并论”这样的说法存在谬误，因为不同的学者研究不同阶段的国家中相异的方面使之很难得到一致的结论，此外，即使在不同的东亚国家间找到了一些共同点，也很难说所发现的就真的是东亚模式。[12]王卓祺也认为试图将东亚福利归类的努力是徒劳的，因为将整个东亚福利归类很容易出现漏洞，同样，通过个别政策的跨地区比较对东亚福利体制进行归类也较为复杂。这也就是说，尽管与西方福利模式相比，东亚的福利模式是有特色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东亚地区的福利模式可以被归类为单一模式，这种整体一致的福利模式或体系是不存在的。[13]这一点卡沙(G. J Kasza)也认为研究具体政策领域会减少误导，并避免将差异很大的实体聚合成为一个虚假的整体尺度。[14]

2.东亚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东亚模式”

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些学者认为这样一个独特的东亚福利体制的确是存在的，而且他们提供了相当充分的理由进行佐证。

龙天祥(Christian Aspalter)通过分析东亚五个国家的福利体系发现，尽管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部分国家的主要负责机构是不同的，但是东亚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福利模式。作为一个“理念类型”，东亚福利模式在现实中存在或大或小的变形都是正常的。东亚的这种福利模式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共同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例。[15]

从比较研究的角度，李易骏与古允文通过将台湾、日本和韩国与美国、德国和瑞典进行比较发现，东亚中的台湾地区和韩国共同性相当大，日本是混合型的，数据的分析大体上支持东亚是另一种福利体制这一命题。[16]古德曼和彭认为东亚发展中有其独特的社会福利制度，并列举了四个方面的特点，即国家保障支出少、国家对保障的干预多、把社会保障政策看作经济增长管理的一部分以及对公民权的忽视。[17]韩克庆等人提到，判断东亚福利模式是否存在的关键在于探寻出其社会福利特征所蕴含的深层次的规律，并推断这些规律是否完全不同于其他三种福利模式，进而认定东亚地区的福利体制能否称为一种模式。[18]

因此，本文进一步将赞成东亚的确存在一个独特的“东亚模式”学者的观点归纳如下：

(1)东亚地区的同质性。东亚地区看似是一个一个单独的国家和地区，但是这些表面上迥异的个体实际上拥有相当多的共性，正如艾斯平-安德森所开展的研究一样，一旦用这些共性来将之分类，很多国家和地区毫无疑问都是同一类别的。

怀丁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社会政策有九个共同的特性：第一，低的政府福利支出；第二，聚焦于经济成长的积极性福利政策；第三，政府对福利的敌视态度；第四，强烈的残补概念；第五，以家庭为中心；第六，政府扮演规范及激励的角色；第七，片段、零散方案的福利发展；第八，借助福利来支持及建立政权的稳定与合法性；第九，对福利权的有限承诺。[19]

同样，李易骏与古允文认为，东亚福利体制的特性还包括：较大的性别差别待遇、高的家庭福利能力、偏低的社会安全支出、中高的福利阶层化、高的社会投资支出、高的个人福利承担责任和低的年金覆盖率。[20]全毅和张旭华还对此进行了补充，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家庭还具有高的储蓄率，人们可以通过储蓄来增强自我保障，并且由于东亚地区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单元在社会保障中承担了较多责任，部分化解了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弊端。[21]

此外，韩克庆、金炳彻和汪东方通过比较中韩两国的社会政策得出：中韩两国社会政策存在一些共同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支持东亚福利模式的理论依据。这些特征包括：第一，深受自由主义福利体制的影响；第二，普遍性福利持续扩大；第三，发展性福利特征。即社会政策发展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取向，力图通过社会投资使社会福利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并为低收入和特殊群体增加就业和自我雇佣的机会，促进人力资本流动和社会资本形成；第四，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已有的政策模式。[22]

(2)双向视角：内在统一性与外在独立性。自从“群集”(cluster)的概念被提出后，学者们逐渐注意到，在多种多样的福利实践中，的确存在某些国家和地区比较类似的情况。因而在研究中，学者们通过不同的分类方法将相似的、某些方面存在共性的独立对象归纳成特定的一类。在比较研究领域，通过对比和归纳来了解某种类别的对象是有效率的。在这一点上，万国威等人不仅在群集内部提炼了令东亚福利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的因素，而且还在群集之间展开了对比，指出了东亚福利体制对外也具有相当高的辨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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