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民政部和云南省政府联合举办的“推进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组织”座谈会上,云南公开宣布“政府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除发生重大灾害外,不再参与社会募捐”。
公共财政与慈善捐款之间界限不明早已有所诟病,最近的一次,红十字会的赈灾救护部部长王平就曾抱怨,他称有的政府部门提出将款物交出,红会不愿意交,但“基层红会很弱,很难办”。并以此抱怨红十字会级别太低,这样的抱怨明显是饮鸩止渴,以至于事实也被淹没于指责的口水之中。
这个事实再度浮出水面是因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的团队的一份统计,这份统计称,汶川地震760亿元的捐款中,80%左右流入了政府财政,最终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不管这个数据是否过于耸人听闻,但政府在慈善中所牵涉的利益关系却是无法回避的,正如曾任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秘书长的杨团所说,“现在一些地方慈善机构,成了‘政府的收钱口袋’。”
在这样的现状下,云南省有勇气提出“退出公益慈善募捐市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难能可贵。难得之处在于,政府、官办慈善机构、捐款人之间的利益铁三角已经形成,作为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如果不是对自身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很难做到这一步。可贵之处在于,这种充满勇气的自我改革让中国慈善有了走出当下危机的出路。
毋须讳言,中国的慈善事业正遭遇一场危机,有人将一切归咎为“郭美美”,还有人说这是一场信任危机,以红十字会为代表的行政化慈善机构的操作不公开透明备受指责,诸多丑闻层出不穷。然而,事实上,公开透明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中国在慈善领域所经历的是一场体制性的危机。
我们当下慈善模式还在遵循着计划经济的思维,由行政力量进行慈善资源的生产和分配,慈善的主要力量依旧是政府和事业单位。然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脱离了“单位人”的生存方式,成为“社会人”,但却并没有与他们相适应的慈善体制。他们对旧的、行政化的、计划经济思维的慈善机构不买账,同时旧的慈善模式也无法最大限度地开发社会慈善力量,也就是说,慈善的生产力被禁锢了。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目前的慈善状况与中国社会的发展已经明显脱节,迫切需要一场改革开放。如果说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的话,那么社会化慈善的主体就该是社会慈善机构,如今的市场经济一样,政府需要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慈善事业的守护者,提供监管等公共服务,让社会慈善机构公平竞争,而不是做一个束缚慈善生产力的家长。
云南宣布退出慈善募捐,很有可能成为慈善领域改革开放的先声。改革的是政府在慈善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开放则让社会慈善力量获得生机。只要慈善机构之间能够实现平等竞争,慈善机构公开透明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更重要的是,社会慈善力量的释放带来的将是慈善领域的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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