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增长”举措更偏向于民生

  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是一系列转型的起点。政府下一步需在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及国企改革等方面作出更大努力。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率逼近“下限”，各界都在观望中国政府将推出怎样的“稳增长”措施。近期的一些信息显示，“扩大投资”依然是“稳增长”的重要举措。只不过，与以往上马大项目不同，新一届政府更趋向于选择投资民生等欠账比较多的领域。

7月3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了具体思路。一是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会议指出，要放开市场准入，释放改革红利，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加快形成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公共服务产品短缺、质量和效率不高等问题。国务院扩大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方向，符合现代服务型政府科学执政的理念。可以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有助于地方政府从行政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有助于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来完善城市管理，节约政府公共支出。正如有评论所言，政府扩大购买公共服务，不但使现代服务业有了发展平台，而且有别于扩大生产能力的产业投资，既是实实在在的民生投资，亦是实打实的“有效内需”。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外包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随着城市的扩张和城市管理事务增多，政府将相关服务和权力外包给企业，但存在购买流程不透明、后续监管不力等问题，公权力被滥用，或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令公众满意。

购买服务促进了政府转型，促使政府从财政资金的直接使用者向分配、监管者的间接角色转变。通过购买促使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弥补了政府作为官僚机构在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上的低效，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促进政府职能向“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转变。因而，这一实践本身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透明的购买流程和完善的监管机制。独立的第三方监督管理机制非常重要，因为公共服务领域资金回报率的确定、成本的核算、价格的确定、服务质量的标准等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经营者与监督管理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需要独立的监督机构评估信息的真实性和保证竞争的公正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推进公共服务提供的市场化，是因为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为政府提供了包括特许经营权在内的审批、服务价格和服务质量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权力，很容易在缺乏外部监督的情况下滋生腐败。

二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改善薄弱环节。会议确定了市政地下管网、污水处理、地铁轻轨等几大重要投资方向，并强调“在保障政府投入，加强非经营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同等对待各类投资主体，利用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参与经营性项目建设与运营，促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薄弱环节。”要指出的是，这些建设一方面可以强化城市的基础服务能力，同时也是加大投资的一部分，能够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推动。业内人士表示，这些规划将拉动上万亿元的投资。决策层现在的共识是，把资金投在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不会造成重复投资，不会形成过剩产能，而且有利于调结构。其中，铁路建设是个重点。

当下的稳增长，需要更多围绕民间资本展开，以民间投资为主体，而不是像以往那般，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充当投资主体。因为民间资本的投资更加灵活，更讲究回报，盈亏都由企业自身负责；而对于地方政府和国企来说，决策者的激励往往只与当期投资行为有关，至于投资的结果如何，成本能否收回，那是继任者才要考虑的事情。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也是导致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效率低下、折旧率高、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

如果能改变这样的投资模式，对于中国经济而言，也是一种转型，而且可行性更高。同样的投资项目，所不同的是，以往由地方政府或者融资平台直接上了，未来则应变为招商引资，向民间资本开放。地方政府要做的，更多是维护好当地的投资环境，专心当裁判，而非同时身兼运动员。这种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经济转型，才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也是一系列转型的起点。只有民间经济活跃了，民间的财富逐渐积累，后续的消费型社会才有可能出现。不然的话，仅凭大而空的政府文件，要推动经济转型，只会是缘木求鱼。

当然，向民间投资转型的内涵非常丰富，并不只有投资主体转变这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政府要想繁荣民营经济，还需要在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以及国企改革方面作出诸多努力。去年上半年陆续出台的民营经济“新36条”到现在已听不到多少声响，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中国经济向以民间投资为主导的方向转型，只会是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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