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家庭,适当鼓励城市人口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通过转移性支付缩短农村人口的工作时间,不仅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也兼顾了公平。
关于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联合国估计了高、中、低三种情况。其中比较乐观的估计是中国人口总量在2050年将达到16亿;而在中等情况下,2050年的人口总量将与现在基本持平,即14亿左右;比较悲观的估计是中国人口总量在2025年左右就会出现下降,到2050年只有11亿。最后一个预测意味着,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会面临减少乃至出现短缺的情况。
与此同时,老龄人口的增长却十分迅速。按中等增长速度计算,中国80岁以上老龄人口所占人口比重大约会在2025年开始上升,但是65周岁以及60周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所占比重从2010年就已经开始出现大幅上涨趋势。在未来50年中,这一趋势非但不会放缓,反而会日益加剧。这意味着快速老龄化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老龄化时代的到来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养老压力。按联合国的估计,2005年中国的抚养比仍高达4.9,即5个年轻人共同抚养一位老年人;但是到2050年,抚养比会急剧下降至1.4,这就意味每三个年轻人就要抚养两位老年人,这样的负担不可谓不重。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的随机抽样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微观分析的基础。数据显示,在城市,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45岁之前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员工比例都是很低的,但是在45岁之后退休比例迅速增加,尤其是在强制退休年龄增长最为迅速。除了早退(女50岁以前,男60岁以前)的群体退休后再就业比例相对较高外,其他群体办理退休手续后再就业比例相对较低。
城市与农村人口的退休(指退出劳动力市场)时点存在巨大差异。在45周岁以上的任何年龄点,农村人口处于工作(含务农)状态的比重都远高于城市;农村女性的平均退休年龄比城市约晚20年。城市人口的退休率在50~60岁之间出现跃升,而农村人口的退休率在这一年龄段变化平缓。考虑到城乡中老年人教育水平的差距,退休状况的城乡差异更加巨大。其中城市60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为14.7%,而农村为44.4%;在城市,高中、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远高于农村。减掉受教育期间的年限后,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的工作年限差距比20年还要长。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城市男性的退休不仅早于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早于美国、韩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欧洲国家接近。中国城市女性甚至比欧洲女性的退休年龄还要早。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却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城市相反的是,中国的农业户籍人群停止工作的时间晚于大多数国家,甚至低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城市人口比农村早退休,但他们的养老金收入却远高于农村。在50~55岁年龄组,城市人口养老金收入的中位数为1260元每月,而农村人口仅为329元/月;在60~65岁年龄组,城市人口养老金收入的中位数为1600元每月,农村仅为60元每月,尚不足城市的二十五分之一,这还是限制在有养老金的群体当中。
目前老年人预期自己的养老来源主要是哪些呢?73%的城市人口选择了养老金或工资,选择子女为主要养老来源的仅有20.1%;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高达80.8%的农村人口认为子女是未来的主要养老来源,而预计主要依靠养老金生存的农村人口比例只有9.1%。但是,依靠子女养老这条路径并不可行。CHARLS的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拥有的子女个数随着年龄大幅下降,75岁以上老年人的子女数量接近4个,而45~60岁老人的子女数量仅为2个左右。而且“农二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高,能否为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提供充足的养老资金,也是一个问题。
这些现象给了我们很多启示。首先,针对可能出现的抚养比过低的局面,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刻不容缓。政府现在正在逐步实施这一政策,例如实行“单独二胎”等。但是必须注意到,这一措施的实际效果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明显。城市中即使有法律允许,也有很多人不愿意生育二胎,所以新出生的人口并没有预计的那么多。另外,即使新出生人口能够按照预期增长,前面的20年也不能改善抚养压力。
在无法大量增加新劳动力的前提下,改革退休政策就势在必行。如何改革退休政策,是强制性的“一刀切”还是采用一种更富有弹性的方式?我认为后者更可行。很多人提到跳广场舞的中老年妇女,觉得她们无所事事又影响他人正常生活。事实上很有可能不是她们自己不想工作,而是因为没有工作可做才去跳舞打发时间。所以我的建议就是给个人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他们愿意延长工作时间,那么不仅可以为社会做贡献,还能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
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美国,即设定合理的领取养老金机制,工作时间越长,能领取的养老金数量越多。如果有人预期自己的寿命较长,就有精力去工作更长时间,以期将来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他们创造的价值一部分由个人享有,其余的则可以贡献给社会,这就是一个多赢的设计。
不妨设想有两姐妹,姐姐初中毕业就在农村务农养家,妹妹大学毕业则在城市工作。妹妹的受教育水平高,劳动生产率也更高,却在55岁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姐姐要再工作20年,创造的产出却十分微薄。两个人劳动年限相差了27年,如果让妹妹多工作几年,多创造一些财富,姐姐则可以少工作几年,由妹妹来为姐姐支付一部分养老费用。如果将整个社会想象成一个大家庭,适当鼓励城市人口选择更长的工作时间,通过转移性支付缩短农村人口的工作时间,不仅能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也兼顾了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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