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鹏李朗：家庭在养老保障中的角色定位分析

　字体小大时间：2014-10-30来源：中国社保网编辑：社保网-夏宇

【导读】: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家庭模式、家庭规模、家庭凝聚力、家庭文化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虽然使中国家庭养老的基础遭到削弱,但家庭依然是中国进行福利文化、福利政策建设的根基。

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家庭模式、家庭规模、家庭凝聚力、家庭文化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虽然使中国家庭养老的基础遭到削弱，但家庭依然是中国进行福利文化、福利政策建设的根基。文章提出要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福利模式，找到一条促进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家庭文化有机融合的养老保障之路。

中国家庭的变化

在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家庭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家庭规模、家庭组织、家庭文化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家庭模式多元化。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社会阶级的家庭生活特殊性”。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推进，传统家庭模式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①“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社会典型的家庭结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观念的变化，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呈现多种家庭模式并存趋势。

独生子女家庭以一种强大的惯性继续增加。据统计，2000年，全国0~17岁独生子女数量达9547万，2007年0~17岁独生子女数达1.14亿。②丁克家庭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同时，离婚率上升导致单亲家庭的数量也在增加。近年来，老两口独自生活的空巢家庭越来越多。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步入老龄阶段，空巢家庭将成为老年家庭的主要形式，所以，有学者由此认为，独生子女家庭已经丧失了家庭养老的基础，中国传统的“子女养老”应向“社会养老”模式转变。

家庭规模的萎缩。从中国农村家庭数千年来一直维持着的父系父权制转变为现在的核心家庭（两代人组成的家庭，其成员是夫妻两人及其未婚孩子），家庭规模越来越小。再加上中国实行了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家庭比例不断扩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户家庭的人口数为3.10人，比2000年的3.44人减少0.34人。家庭规模萎缩最突出的表现是总和生育率的锐减。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有学者认为，中国总和生育率在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而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上下。③中国需要警惕陷入“低生育率陷阱”。

家庭凝聚力受到冲击。家庭凝聚力通过家庭形式和居住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及物质往来等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目前，中国家庭的凝聚力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遭遇挑战并受到削弱，家庭关系出现分离与断裂。

首先，离婚家庭的数量增加表明家庭凝聚力下降。目前我国离婚率上升很快，1985年中国内地的粗离婚率只有0.44‰，1995年增长到了0.88‰，2003年达到1.05‰，2005年达到1.37‰。④其次，家庭居住模式的变化使家庭凝聚力受到削弱。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流动性增强，亲子同住变得越来越困难。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更多选择在城市工作，但受经济能力限制，很难实现亲子同住；城市青年一般不太愿意同父母同住，除非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有学龄前的孩子需要照料；农民工离开农村漂流于城市；在农村，现实条件、代际之间权利关系、现代观念的微妙变化都倾向于农民妇女与公婆分家。再次，亲子之间的互动频率遭到挤压。子女因工作压力大、时间紧等原因，也很少同父母进行工作方面的沟通和交流，老人和子女很难找到一个共同话题进行分享和交流。

家庭的脆弱与高风险。现代家庭变得越来越脆弱，家庭风险越来越高。独生子女家庭、单亲家庭、残缺家庭都面临巨大风险。独身子女家庭结构倒挂，呈“四二一”锥形结构。中国不断增加的独生子女家庭给社会未来发展留下隐忧。“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⑤独生子女面临成长风险、成才风险、婚姻冲突风险和自身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面临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⑥以独生子女家庭为主的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

家庭养老文化受到侵蚀。费孝通先生把中西家庭模式总结为西方的“接力模式”和中国的“反馈模式”。⑦在接力模式下，上一代有抚育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却无赡养上一代的义务，一代代都只向下承担责任，就像接力跑步一样；而在反馈模式（又叫反哺模式）下，每一代在抚育下一代的同时，都承担赡养上一代的义务。费孝通将家庭养老称为“反馈模式”。反馈模式具有家庭的价值基础、伦理基础、行动基础。⑧但是，当下中国的家庭养老文化受到政治文化运动、现代化、城市化等因素的冲击，一些青年伦理发生了嬗变，不孝顺老人、不赡养老人、无视老人权益等不道德行为时有发生，呈扩大化的趋势。现代化、工业化带来的这些微妙变化在不断地侵蚀着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文化。

曾有针对在湖南、江西、新疆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21.3%的人认为不赡养老人的情况时有发生；51.2%的人赞同“久病无孝子”；近1/3的人认为儿童的地位比老年人更高，老年人有被边缘化的趋势。⑨“代际失调论”认为，原来文化模式和行为模式相统一的家庭养老模式现在沦为仅仅是一种行为模式，其文化内涵已经被剥离。年轻一代越来越理性，斤斤计较，家庭养老由价值理性逻辑主导向工具理性逻辑主导转变。家庭养老的价值基础、伦理基础、行动基础都受到了破坏。⑩

家庭变化给养老制度带来的挑战

家庭模式、家庭凝聚力和养老文化的诸多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险制度和传统家庭养老制度提出了挑战。

第一，养老基金呈缩减趋势。旧福利经济学有两个基本命题，一个是国民收入极大化，指的是国民收入总量愈大，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就愈大，即把“蛋糕做大”；另一个是收入均等化，指的是收入分配越平均，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越大，即把“蛋糕均分”。但是由于家庭的变化，特别是家庭规模的萎缩，使得养老基金这块“蛋糕”做不大。目前中国所减少的人口大都是年轻人，是未来的劳动力，整个国家人口的减少是以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为条件的，由此导致养老基金总体上呈缩减趋势。

第二，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难以维系。现收现付制能够运行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人口抚养比低，其最大的挑战是人口老龄化。有学者曾提出，面对人口老龄化、老人抚养比提高的现实，养老保险的现收现付制可能进行相应的调整：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但提高税率是企业难以承受之重，再加上养老福利的刚性特征，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的可能性较小。

第三，缺乏经济支持，养老意愿下降。老人在经济方面处于艰难的困境。有研究发现，老年人口贫困发生率较高，城市地区贫困老人人口比例为15%，农村地区贫困老人人口比例为18.8%。老人的贫困现实使得养老问题更加艰难。子女的经济支持是老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也呈“缩水”趋势。从养老意愿来看，虽然当下约3/4的子女认为子女具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中青年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责任有下滑趋势。从养老行动来看，一些承认养老责任、具有养老意愿的中青年，也因为各种现实原因没能真正落实对老人的赡养行为，出现了有经济赡养能力而不赡养父母，想承担赡养责任但没有经济能力支持的现象。

第四，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成为社会难题。当老人自理能力不够、丧失的时候，日常照料就成了非常紧迫的需求，当配偶过世、老人成为孤寡之人时，精神慰藉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需求。但“四二一”的倒锥型家庭结构，使家庭中的经济负担全部压在中青年身上，沉重的负担让独生子女难以承受。对于大多数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独生子女抚养费和奖励金如同杯水车薪。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必须依靠社会化方式来解决，而现实情况是，整个社会都面临着人口萎缩、人口老龄化的现实，社会化养老也困难重重。

中国家庭养老的文化根基

很多学者担忧中国的家庭模式会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市场化，从“反馈模式”转变为“接力模式”。家庭现代化理论预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扩展的亲属关系纽带将被弱化，传统的家庭形式将变得更为松散，核心家庭将成为独立的亲属单位，这些变化必然导致亲子之间凝聚力的削弱。这种理论只强调了经济理性对人们价值观念的影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思维定势，忽视了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对价值观念的作用。

事实上，人是社会中的人，是“嵌入”在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之中的。2000年中国三代家庭的比例占全部家庭的29%，而与父母同住的成年子女所占比例更高。李银河通过对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五个城市进行城市居民家庭调查得出反哺模式依然存在，但反哺模式的改变已经露出端倪。康岚明确提出中国没有从“从反馈模式变为接力模式”。她认为，反馈模式依然延续，但有变异：父母对子女的义务在家庭领域内、在子女成年后被有弹性地放大了，而子女对父母的回报义务则被有弹性地缩小了。

笔者认为，虽然传统的代际财富流发生了变化，但家庭伦理是不变的文化和历史。杨善华总结了当前中国父母应对社会经济急剧转型的“责任伦理”—依靠自己、量入为出。父母理解子女面对日益繁重的生活成本，不图子女的经济反馈，只期望子女的精神反馈。这种变化，不是中国家庭文化虚弱的表现，相反恰恰证明了中国家庭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正以超强的适应性绵延和存续，中国的家庭文化是很难磨灭的。杨菊华也在研究中得出相似的结论，“家庭凝聚力具有强大的抗逆力性和适应性，深厚的文化积淀超越了现代化的作用”。这些研究都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家庭养老文化的根基依然保存并延续着。

结论与思考

中国家庭养老的基础受到冲击，但根基依然存在，特别是文化根基还较好地维持着。中国真正的“基本国情”是，由于人口压力和家庭经济组织相结合，形成了庞大的“非正规”底层社会和其家庭经济单位。经济的非农化并没有真正地瓦解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相对于家庭的削弱性变化而言，家庭的延续是主旋律，这是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福利文化、福利政策建设的根基。

从东亚文化圈国家的情况来看，韩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转变并没有相应地削弱其家庭凝聚力，它似乎成功地做到了经济上现代化、文化上延续和传承二者的结合。同样，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之下进行以个人帐户为手段、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的福利模式取得了很大成就。相反，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难以维系，正不断意识到家庭的重要性，这是对现代性、现代化的重要反思。中国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需要借鉴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经验，杜绝毫不考虑历史文化和路径依赖的改革措施，杜绝简单、粗糙地照搬照学西方所谓的“先进”模式。

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地深入思考，进一步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元福利模式，特别是要促进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家庭文化的有机融合。家庭是人类历史上最自然、最稳固的保障方式，要尽可能地维持和建设家庭保障的经济基础、价值基础、伦理基础和行为基础。“养老方式及养老保险制度绝非是运行机制的简单移植，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传统与社会的文化认同，而后者在根本上最终影响和制约老年保障制度安排的路径选择。”中国是以家庭主义、伦理主义为本的社会，我们应该遵从家庭本位的感情纽带，探索新形势下养老保障中的制度路径。

【注释】

①杨善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家庭三十年—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72～77页。

②杨书章，王广州：“一种独生子女数量间接估计方法”，《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4期，第58～64。

③曾毅，顾宝昌，郭志刚：《低生育水平下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6页，第52页。

④张冀：“中国当前的婚姻态势及变化趋势”，《河北学刊》，2008年第5期，第6～12页。

⑤穆光宗：“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口研究》，2004年第1期，第33～37页。

⑥陈友华：“独生子女政策风险研究”，《人口与发展》，2010年第4期，第19～32页。

⑦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第6～15页。

⑧⑩ 范成杰：“代际失调论：对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种解释”，2009年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⑨张云英，黄金华，王禹：“论孝文化缺失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影响”，《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57～62页。

李珍：《社会保障理论》（第2版），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年，第160页。

乔晓春，张恺悌，孙陆军：“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人口学刊》，2006年第4期，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