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陷阱：发达国家社会高福利支出为何难以持续？

如果说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发达与否，是以个人可支配的高收入为划分标准的话，那么这种区分方法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收入与开支之间的对比关系。

类似的经济问题不一定非要用数据和图表来辅助说明，只需要文字就可以表达。如果个人可支配收入无法承担诸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必须支出项目的费用，那么不论个人可支配收入有多么高，都将会被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巨大开支所拖累。

一言以蔽之，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盈余部分是多少，尤其是必须支出项目的服务质量与付出成本之间是否合理?才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达的标志。如今，类似于北欧一些国家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良好表现正在为世界各国经济人士所津津乐道，而且也有人指出了其缺点——过大的税收和政府开支制约了该国企业的发展，提高了该国的投资门槛，不利于该国参与世界性的经济往来。反过来说，为了参与世界性的经济往来，有些国家的做法是降低企业税收门槛，以这一部分的税收减免来让利企业以促成其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从而达到政府提高社会福利的职能与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状态。

仍是那句话，这样的经济问题没必要非得用数据和图表来辅助说明，只需要文字就可以表达。很显然，在以上社会福利待遇和可支配收入之间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和个人都需要收入来源作为前提保障，政府没有税收就没有提高社会福利待遇的基础投资成本，而个人没有可支配收入，也一样无法自行提高自身的福利，可见在“收入”这个前提条件上，二者所面对的主体矛盾是一致的。

国家收入来自于何处?一般来讲都是来源于税收和政府性债务。个人的收入来源于何处?现代社会中，个人的收入来源虽然可能十分宽泛，但对发达国家而言，社会财富大部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样一来，问题的核心矛盾也就浮出水面了。

第一、 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的某些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它的税收政策让利于富人，反过来税收的主体收入来源定位于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提高消费税，而肩负社会提高福利待遇的责任大部分集中于政府身上，那显然是不公平的。要知道，无论日本是不是终身雇佣制度为主体的企业经营模式，企业所承担的员工福利待遇由于政府税收的让利使得它的性质必然是社会责任的一部分，甚至是法律硬性规定的内容之一，企业主必须履行此项义务。而以养老为代表的社会福利待遇，虽然以企业颁发给退休员工养老金的方式加以补充了，但在限制条件方面却是十分苛刻的，不仅要求员工在企业内部工作的年限，甚至在思维理念、行为方式、权利自由等方方面面都要符合企业的标准从而失去了一大部分个人相应的权益，否则的话，看似正常的“裁员”背后，实际上包括了企业推脱那一部分理应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应尽的义务。而企业在做大做强后反过来成为超越政府的社会制约力，企业的经营不善不都是由政府造成的，企业的社会责任缺失更不是由政府造成的，但是企业的原因所造成的裁员和降低社会福利待遇水平的后果却是由政府来买单的，而当初政府在税收方面的扶持作用因此被全部打消了，无论政府如何努力弥补，最终的结果承担方仍然是中低收入人群。

第二、 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的某些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他的政府开支项目大量集中于军事安全领域，而以医疗保障为代表的那一部分社会责任的履行状况以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所推行的美国新医改法案执行情况为象征，远非理想状态。究其实质，美国医疗保险的具体付费项目构成是有问题的，尤其在医疗保险用药报销目录方面，大量价格昂贵的药品被列入其中，而廉价有效的药物却被拒之于外，这样的结果导致医疗保险方面的费用极高，而能够担负得起的人虽然号称是接受了“优质的医疗保障服务”，但是相当一部分中低收入人群是负担不起的，而如果将这一部分过高付出的医疗保险费用以法律的形式转交给企业承担的话，企业所付出的经营成本随之就被扩大了，由此引发的裁员或者竞争力降低都是可能的，反过来受害的仍是中低收入人群。而那个“含金量”非常高的医疗保险药物报销付费的目录是怎样形成的呢?恐怕其中的猫腻是难以用一两句话说清的。

第三、 社会财富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的发达国家，其实统一都将面临一个终极的问题：司法、立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内，现有的法律已经形成制约性的框架，使得整体社会福利提高方面的空间有限。美国总统虽然号称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但是美国的国会所形成的对美国总统权力的制约力无疑是相当大的，是连“提高女性员工的待遇”的有关议案都没有能够得以实现的。反过来利益集团的作用力却是无处不在的，为了逃避自身本该肩负的社会责任，他们倒是乐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但是在政府财政赤字总是由中低收入人群作为主体的税收政策面前，这种不相匹配的矛盾纠葛，是无法从根本上得以化解的。

因此，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待遇其实都是建立在一种框架内的，即：必须以保证“企业”为主体的那部分富人利益为基础，才可以谈“扩大”保障支出的税收、政府债务方面的问题。否则的话，不仅政府方面的相关政策会受到立法层面的阻挠，更有可能由于技术性的操作导致“投资”的转移，至于失业、经济下行、宏观调控失灵……的问题仍然是政府的问题，选民们的抱怨所针对的必然是这一届政府，而搞到这一届政府下台后再上来一届政府，其实质仍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流水的政府，铁打的富人利益。

我们不假定富人都是缺乏道德的，这不客观。但是假定人都是自私的，这相对客观，尤其在资本主义当前制度性的民主危机面前更显得客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如今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不断出现降低社会总体福利待遇支出的呼声，而有关国家在军费开支的方面要么继续保持庞大，要么屡屡增加，这就不免让人认同“人都是自私”的相对客观判断了!

政府的职能究竟是什么?民主制度的受益者应该是谁?司法解释的权力应该由谁来担任?……这一系列复杂问题的答案背后，美国和日本给了人们太多、太多……太多的例证以支持判断。可以说，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历任政府首脑其实并不决定其本质上的变化，因为其社会体系已经沦为现代“丛林”。这种情况下，任何人想要一步步走到其权力的顶端象征位置上，都不可避免地要遵从其游戏规则，否则就会以落入陷阱的方式遭遇不测。克林顿的绯闻，安倍晋三首任期内的匆匆下台都说明了这样的游戏规则的确不是可以轻易违反的。社会福利待遇方面的问题，犹如丛林中的残羹剩饭，只有在强力者吃饱了的情况下才会拿出来分享，而且从本质上来说又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的，却成了少数人把持的特权，政治博弈的工具，损人利己的午餐……这才是高福利支出难以维系的问题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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