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均：“十三五”需要什么样的老年服务机构？

7月16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以求实的精神、专业的调研和翔实的数据向中国政府和社会报告了中国老年服务机构发展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报告》提出了老年服务机构发展的价值理念，即更加人性化和亲情化。具体而言：其一，要以民营机构为主；其二，老年服务机构的形态应该是小型化、专业化、社区化和连锁化；其三，机构服务必须与居家服务、社区服务实现一体化经营；其四，老年服务的模式必然走向养医结合。

《报告》面世5天以后，各大媒体刊登了十八届五中全会即将在10月召开的消息，并特别强调：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将包括研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据媒体报道：“十三五”的任务将侧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民生领域。正如政治局会议强调的，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众所周知，就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进程而言，“十三五”是个关键时期，因为建国前后出生的一代人，在本世纪20—30年代将陆续进入“高龄老人”阶段。在2020年将要实现的“全面小康”的承诺中，让老年人“有尊严、少痛苦（乃至无痛苦）”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应该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但是，遗憾的是，近年来养老服务的发展仍然不尽人意，甚至出现了很多误区。所以《报告》中提出的很多观点和建议，是至关重要的。夸张点说：希望这一份官方《报告》能在养老服务领域起到“拨乱反正”的效果。说到“乱”，似乎有点过分，但这一点确实需要强调，因为此乱是乱在思想意识上，是乱在价值判断上。

老年服务更应该注重人文关怀，就是用脚趾头去思考，也应该是这个结果。但是，近年来，我们可能更多地把心思花在经济利益上了（这一直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顽疾）。在社会发展领域，如果把民生福祉作为终极目标，同时实事求是地将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手段整合起来去谋求改革与发展，在民生福祉得到发展和人民群众得到实惠的同时，经济和政治的目标通常也能同时达致，同时还会对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和积极的影响。反过来，急于将其他的考量，譬如经济的考量作为终极目标，实际上最终会导致异化，反而对民生福祉本身的发展产生负面的和消极的影响，与之相关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目标也难以达致。平心而论，这恐怕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和教训。

在经济新常态下“时尚”和“发达”起来的“养老产业”，近年来问题多多，究其原委，恐怕就是因为急于把经济的考量放在第一位了。政府也好，市场也好，都试图将其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十二五”期间的大量投入，据说房企有800个亿，险企则计划投入2000个亿。于是，从2010年到2014年，床位数增加了75%，达到515万张；而入住的老人却只增长了19%，为289万人；最终导致空床率从2010年23%上升到48%，投入的资金既没有形成预期的经济效益，更谈不上实际的社会效益。

在当今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国人看来，也许与之相配的就应该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现代企业”。按这样的思维模式，老年服务就变成了以“高端”、“奢华”、“贵族”为号召的养老地产、养老社区。这个认识误区使整个老年服务陷了一个怪圈：一方面，我们宣称老年服务的床位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老年服务机构中又有大量床位空闲。按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涉及到潜在需求和有效需求：有需要并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而有需要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仅仅是潜在的需求。我们常犯的错误是，不实事求是地做市场调研，草率地将潜在需求视同为有效需求。

现在有一些“国际经验”在中国很有市场，但是传播和接受这些“国际经验”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忘了去比较一下发达国家与中国的老年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境遇有什么不同。发达国家的如今的老年人是在二战以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是社会中较为富裕的阶层；而中国如今的老年人则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一代人，他们大多是社会中的中低收入阶层。所以，简单地忽悠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无益于中国老年服务事业的发展的。

更为主要的，现在热衷于养老产业的险企和房企，其服务精神都是为社会普遍诟病的，看看他们在自己本行上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如果这些“有钱就任性”惯了的资本大鳄，不从根本上转变思想，但又以纯粹的“在商言商”的功利态度，从资本上去控制养老产业，老年服务一定没有前途。

再看《第三次浪潮》，托夫勒曾对工业时代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即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和集权化。在用词上，其中五个特征都用的是比较中性的词。唯有一个特征，用词明显贬义，这就是“好大狂”。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后工业时代，尤其在服务业，恰恰是规模适度的服务机构更能体现人性化的关怀。在上个世纪，大型老年服务机构在发达国家也时兴过一阵，但现在已经受到质疑，机构规模回归小型化、社区化。最近几年，最常见的是座落在居民区中的100—200人规模的联合经营或连锁经营的老年服务机构，这才是对老年服务社区化的正解，中国应该选择走直径而不要再去走弯路。

现在大家都在讲马云和阿里巴巴，讲互联网和互联网＋。但是，目前我们对马云和阿里巴巴的诠释恐怕是有失偏颇的。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大家都将功劳归于互联网，其实这并不公平。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的淘宝店主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没有数以百万计的快递员不辞劳苦地送货上门，阿里巴巴模式还能成功吗？这也就是为什么阿里巴巴模式是在中国成功而不是在发达国家成功的原因。第三产业中与人民生活联系紧密的服务，无论高端、低端，大多最终是人对人的服务，这不是靠信息化、互联网就能一蹴而就的。马云做健康服务，似乎不那么成功，也许就是忽略了人对人的服务这个根本。

借鉴马云和阿里巴巴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把老年服务产业设计成一个“‘护’联网”。首先，我们需要一批以“中档设施、专业水平、优质服务”为标准的靠谱的老年服务机构，让这些机构用市场和准市场的手段把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串联整合成一个“一条龙”的服务体系。其次，这些老年服务机构应该在政府政策支持下（但政府绝不要“亲自”办服务），并与资本和互联网紧密结合，最终形成一个将“资金—服务—信息—科技”整合为一个整体的服务平台。

说明一下，并不是反对房企和险企做养老服务，老年服务肯定需要资本的投入。但是，大企业应该有马云带领平头百姓一起创业发财的胸怀，而不是什么都自己来操办。老年服务企业可以有房地产发展商和服务经营商的分工，房企大可扬长避短，把服务经营委托给靠谱的服务经营商。险企的优势在保险，为失能老人发展出长期护理保险，并且与服务经营商密切合作，使这种保险的给付与老年服务无缝链接，这样的保险产品一定大受欢迎。

最后，再次强调，老龄科研中心的《报告》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希望其调研成果和政策建议能够在“十三五”规划制定时被充分地吸收。本文所述，只是在学习《报告》的基础上有选择的发挥，试图把官方报告中不便说的问题说得更直白些，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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