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的前提是把基础社保金交给中央政府统筹

户籍改革路线图清晰。12月17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通报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时间表：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农民是职业，一度变成低人一等的身份，源于经济下滑导致国民陷入生存困境。现在要彻底解决户口问题，一要摆脱饥饿阴影，二要建立全国统筹的居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全国自由流转的基础社保体制，基础社保的层级必须从地方上缴到中央政府统一管理。
 
现行户籍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套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使中国居民成为划地为牢的笼中人，隔绝了城乡、也隔绝了各城镇之间的人口流动。当时的背景是严重的饥荒，使城市就业、温饱成为大难题，而赶英超美的重工业计划，需要乡村源源不断的支援城市，严格的行政区划管理，中国封建王朝的保甲制就是如此，往往农业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管理、对农民极端的榨取时，保甲制最为盛行。
 
改革开放以来，有效地解决了温饱问题，令人骄傲地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运动，为改革户籍奠定了基础。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制造业大举扩张，市场经济的渗透，劳动力必然自由流动。但流动的劳动力下半截仍埋在泥土中，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土地城镇化远超人口城镇化，52.6％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但拥有城镇户籍的只有35.3％，农村劳动力被廉价使用。
 
目前热议的户籍管理制度，着眼于推中小城镇改革、建立公共福利制度等技术手段。如黄明坦承，户籍改革的核心问题在于许多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政策与户籍挂钩，而且形成的时间久，涉及的领域多，协调的难度大，需要配套改革、协力攻坚。似乎只要小城镇放开户籍就能打开缺口。
 
核心问题是，地方利益制约了户籍改革，基础福利制度必须由中央统一管理，否则地方利益必生掣肘。户籍改革启动于上世纪90年代——1994年以后，国家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划分法，改革的总体思路是逐步实现户籍的证件化管理——迟迟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保地方化，各地保障水平的不同构成了关键性障碍，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朋友大量在东部城市落户，必然摊薄当地的社保水平，在教育医疗资源方面，已激起当地普通户籍居民的巨大反弹，而当地财政难以承担。医保、退休金各地不同，各地尤其是发达地区基于自身的利益，当然不愿意贫困人口大量流入。
 
无论东中西部，基础社保水平不一致，由各省自行统筹解决。目前我国社保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政府独立筹建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不含参保人缴费），这是应对老龄化时代的战略储备，不实际使用。另一类是地方政府统筹的“五项社保基金”（主要由参保人缴费构成），地方的社保基金运作依据的是劳动部的各相关条例和地方规章，地方社保才是个人支取社保的保障，如果不够由地方财政补足。
 
基础的社保部分应该由中央统筹，各企业、各人缴纳的社保金，理论上做实了个人帐户，能够保障最低生活水准。基础社保如果交由中央政府部门统筹管理，可以让地方政府摆脱利益考量，一个地方无论是人口流入还是流出，地方财政都不会因此受损得利，地方政府成立独立的第三方，摆脱利益的束缚，成为户籍改革的绊脚石。跟随人口城镇化的步伐，建立跟随个人终身的惟一社保卡号，无论劳动力迁移到何处，社保都跟着走。如此一来，实现真正的公平，每家企业、每个人缴纳的基础社保是个人福利，作为责任的象征由个人分享，不再是地方政府的盘中餐，不再成为被挪用的对象。
 
地方政府的政绩竞争，造就中国经济高速成长，但此一时彼一时，地方政府成为利益载体，已经成为改革的严重羁绊，无论是环保还是社保，都是如此，让地方政府归位，成立中央政府统筹的基础社保体制，是户籍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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