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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关于“单独二孩”政策出台的探索和争论

 字体时间:2015-01-19来源: 中国社保网编辑:社保网-夏宇

“单独二孩”政策出台背后:人口学者们的探索和争论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24个字具有里程碑意义。随后各地启动了“单独二孩政策”的改革。但是鲜有人知道,二孩政策的出台历经了多年争论,背后集聚了全国人口学者们深入的调查和研究。一些人口学者从2001年就开始呼吁要放开生育政策,10年中两次联名上书中央,建言放开生育政策。不久前,这些学者们在上海又进行了学术会议。

曾经牵头举办第一次生育政策座谈会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家顾宝昌教授说:“现在,我们也许应该第三次建议了,因为我们认为——以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为主导的生育政策应该彻底终结了。”

首次“生育政策座谈会”学者全部以个人身份参加

“十三年来我们没有想到生育政策调整的阻力会那么大,也没想到生育政策研究的历程会那么长,更没有想到生育政策的研究不经意间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人口学研究领域。”顾宝昌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人口政策一直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之后,就成了无人触及的“禁区”,此后10多年,基本上没有关于人口研究的成果面世。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国内学者又重新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发现,一直被严格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只能是应急性的政策,而不能成为一个永久性的政策。

“我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代初就已经降低到了实现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以下。1995年,国家计生委提出计划生育工作要实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的两个转变”,顾宝昌说:“这使我们感到,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当时全国各地很多人口学者开始纷纷到全国各地开展深入的调查。顾宝昌教授和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国家千人计划学者王丰教授牵头全国各人口研究机构的18位学者组成了 “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2001年,课题组在上海朱家角召开了全国第一次生育政策座谈会。此次会议所有的学者都以个人身份参加,其中大多数学者形成了共识——应该到了重新认识中国的生育政策的时候了。

2004年,这些人口学研究者们第一次联名上书中央提出,中国即将面临人口老化等问题,一定要尽早放开生育政策。当时学者们建议分两步走,在少数有条件的地方先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推广。当时就全世界来说,人口负增长早已是一个世纪性的难题。但是,这个联名建议书的递交,不仅没有得到采纳,反而受到很多严重质疑。

回应两大质疑

当时的质疑既有来自学界的,也有来自领导的。一种看法认为正是因为实施了严格的生育政策,才压低了生育水平,政策一旦放开,将会导致人口大幅度增长。另一个质疑是认为,这些学者的研究是基于各种推断,而非真实情况。

为了回答这些质疑,顾宝昌说,“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对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经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个孩子的生育政策的甘肃、山西、河北等部分地区进行了调研。这些地区覆盖了800多万人口,在一些每个家庭可以生育二个孩子的地方,宽松的生育政策并没有带来人口的大幅度增长,甚至人口增长仍然很慢,多孩生育微乎其微。

但只有西部地区的调研是否有足够的说服力?

江苏省长期实行不论城市农村都只能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但当地的并行政策是农村的“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只是长期以来,并没有达到育龄的单独家庭,因此江苏省可说是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实行过这个政策,”顾宝昌说,所以这可以被看作是当地政府单独二孩的一个过渡政策。到本世纪初,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到婚育年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此时,这些有资格生两个孩子的家庭,他们想生吗?会生吗?

课题组在2006年江苏六县市的调研中发现,调查到的4000多个按照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二个孩子的家庭中生了二孩的不到10%。2009年的跟踪调查表明,在这3年中生了二孩的家庭还不到6%,“当时连我们都觉得这个比例低得出乎意料”。

2008年,由彭希哲教授主持,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上海论坛人口分论坛,讨论亚洲的低生育率问题。2009年5月,课题组与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又举办了第二次生育政策座谈会,来自全国和海外的32位学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此基础上,中国人口学者又形成了第二次关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建议书,更多的学者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顾宝昌告诉记者:“2009年的联名建议书,提出了应普遍允许生育二孩。”

因为我国当时的生育水平已经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到本世纪中叶,我国一半人口将在45岁以上,年轻劳动力将下降一半,只有一个孩子的老年夫妇将占老年人口的50%。甚至连育龄人群都会出现大量的、长期的削减。到本世纪中叶,育龄男女的人数将会减少一半。

在这一次的联名建议书中,学者们向中央提出过度追求低生育率的长远后果,提升生育率已经是一个战略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学者们提出希望加强对低生育率下人口规律的认识,“因为我们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所以,我们再次呼吁要允许试点,重视调研,作出历史性选择。”

“关于另一质疑的回应,我们的调查和研究是否与事实相符,那么我们应该听听基层的计划生育干部们的想法。”顾宝昌称。一些人口学者们专门前往江浙沪粤对基层计划生育干部们进行调查。来自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的反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的确很低,80后比70后低,90后比80后还低。”

2009年第二次上书中央之后,课题组成员与其他学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携手,通过各种媒体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向社会传播。

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后,全国各地申报生育二孩的夫妇都很少。虽然在不少人口学者们看来,这个政策的启动可说是步步为营。但是当我们忧心忡忡地担心由于政策松动而可能带来生育反弹的时候,社会的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忧虑。特别是年轻人对生育的冷漠远远超过了大家的想象。

“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的思想禁锢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崩溃,而且我相信它会进一步发酵。但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一再强调全面放开二胎没有时间表?由此产生的后果究竟要不要承担历史的责任,谁来担当?”顾宝昌这样说。

关于人口问题的认识误区

■黄文政

这么多年越是深入分析和研究中国的人口问题,我们越是认为,所有支持把中国人口降下来的理由其实没有一个站得住脚。

在去年单独政策出台后,我们就做了一个估算,这一政策对恢复生育率的作用是杯水车薪。现在的事实印证了这一估算。即便去年完全放开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只比现在高30%左右,最多就是有2400万个家庭可以生育第二胎,但实际数量其实更低。尤其是90后出生时正处于生育高峰期,他们的育龄人数相对会比较多,但是在未来10年,这一数量会下降一半左右。如此的人口趋势在更大的视野和更长的时间轴上来看,是一个触目惊心的变化。

182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35%,到现在还不到19%。虽然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人口上升的数量特别大,但实际上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只上升了0.3个百分点,其中还有一半的原因是人均寿命的延长。

但,从1980年到2013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下降了超过3个百分点,这三十年下降的速度是前面三十年下降速度的十倍。而且未来的下降速度更快,尤其是生育高峰过去以后。加之我们现在的生育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两个因素叠加导致未来一到两代人时间,中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4%。

降低人口数量,将提高人均资源?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说资源,尤其是我国人均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用人均资源来做参照系数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因为世界的人均资源会被极少的国家抬高,假定某一个资源全世界有两三个国家很多,其他的国家很少,你会发现90%的国家都要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调查列出了6个指标,比如淡水资源,全世界233个国家和地区,有16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是排在第118位。至于欧洲主要国家,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除了法国人均耕地面积以外,其它的所有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调查发现,世界上有44%的人口居住在比中国资源更多的地区,一大半人口居住在比中国人均资源更少的国家。而且,那些人均资源多的国家,并没有比人均资源少的国家来得更富裕。很多情况下,反而是更贫穷!

而且,从1980到2010年的30年内,中国的能源消耗增长了400%,而通过人口控制,减少了人口增加的1.2到1.5亿左右。这两个百分比完全不是同一个数量级的。

所以,减少人口对于提高相对人均资源根本没有意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总认为资源会越用越少,但是在实际的财富中,来自资源的财富又多少呢?我们的调查发现,我们每花出去一笔钱,支付给资源的只有不到5%。资源创造的财富比例越来越低,而人的价值越来越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某种资源价格变得非常高,那么人们就会寻找替代资源。如果没有替代资源,则会改变生产方式。

人口增长 导致大城市人口密度过大?

研究过去30年中国人口迁徙的途径,都是从人口少的地区迁往人口多的地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多的地方才有更多的匹配的工作机会。中国人口如果减少到现在的四分之一,那么高铁和航天这些行业将可能消失。至于现在大家关注的城市人口密度过高,这和全国总人口并无太大关系,只和人均GDP有关。这从经济学方面有很好的解释。

恰恰是因为中国人口多,才使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比如,如果年轻人不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还可以选择大连,重庆等。现在中国的百万人口的城市有4万个,如果中国人口降到3亿人,那么,许多的中小城市会彻底衰败,农村就更没有人,带来的后果就是北京会变得更拥挤。

这一情况实际上在俄罗斯和日本发生了,俄罗斯的人口过去二十年下降了3.4%,但是莫斯科人口增加了数百万,莫斯科的交通和北京一样是全世界最差的交通。所以,人口数量衰减越厉害,人口分布不均匀的现象就越严重,产生的影响也就越大。

调查发现,农业时代人口增加一倍,国力相应也会增加一倍,但是现代信息社会国力增长会更快。而我们国家的人口规模这个一度最大的优势,现在被当成了一个劣势在不断削减。而就目前来看,这个趋势是无法逆转的。

要维持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现在需要的是全面放开人口政策,同时把养育身心健康的孩子,作为一个民族复兴的战略性的基础,在税收、教育、医疗、各方面来切实的减轻这种家庭的负担。让普通的家庭愿意生孩子,生得起孩子,养得起孩子。

甚至在中小学的教科书里都有提到,城市的拥挤,就业难都是与人口增长相关。但是这三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必须有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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