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更优权利条款”———1958年《纽约公约》评

【中国社保网 什么是社会保险】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stone）。⑶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favourable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Lex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GlecerV.Moseslsrael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ruleofmostfavourable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注释

＊西北政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吉林大学国际法学士（1985）、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1988）。

1、该公约的正式中文本载于《联合国条约集》第330卷（1959年），第50—54页。我国于1986年成为该公约缔约国。

2、VivienneM.Ashman，NewYorkConventionandChina‘sOneCountry，TwoSystems，NewYorkLawJournal，1998.3、AlbertJanvandenBerg，TheNewYorkArbitrationConventionof1958（K1uwer，1981），atP.1.4、为使该条款的文字表述和理解更加准确，此处摘录公约英文本的相应条文以便参考：“ArticleVII（1）：TheprovisionsofthepresentConventionshallnotaffectthevalidityofmultilateralorbilateralagreementsconcerningtherecognitionandenforcementofarbitralawardsenteredintobytheContractingstatesnordepriveanyinterestedpartyofanyrighthemayhavetoavailhimselfofanarbitralawardinthemannerandtotheextentallowedbythelaworthetreatiesoftheCountrywheresuchawardissoughttobereliedupon.”

5、AlbertJanvandenBerg，NewYorkConventionofl958consolidatedcommentary，YearbookCommercial.Arb‘nXXI（1996），P.513.6、PieterSanders，Commentary，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l.Ⅱ（1977），P.255atP.263.7、同注（5），atP.81.8、限于篇幅原因，本文仅从公约与国内立法的关系角度去分析“更优权利条款”。

9、同注（5）。

10、PieterSanders，CourtDecisionsonNewYorkConvention1958，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l.Ⅲ（1978）。

11、同注（5），atPP.514——515.12、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

13、同注（3），atP.89.14、有关本案情况的介绍参见AlanRedfernandMartinHunter，LawandPracticeofInt‘lcommercialArb.，2thEdition，Sweet&Maxwell1991，atP.470.15、法国国内法关于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主要规定在《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502条之中。该条的中文本参见程德钧、王生长主编《涉外仲裁与法律》（第二辑），第36页。

16、该条款的中文译本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全书》，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页。

17、该案的详细案情可参见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1.XXI（1996），atPP.635－637.18、同注（3），atP.83.19、同注（5），atP.514.20、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341和1342条要求对出现在格式或标准合同中的仲裁条款须经书面形式的特别批准。这一规定比《纽约公约》第2条（2）款的要求更为严格。

21、同注（3），atP.85.22、See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l.X1pp.484——491.23、SeeYearbookCommercialArbitration.Vol.Ⅱ（1977），P.242.24、关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仅在《民事诉讼法》第269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二战以后，仲裁逐渐成为国际商事领域最受重视的争议解决制度，其标志便是1958年6月10日在联合国主持下在纽约订立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1958年《纽约公约》）。《纽约公约》一问世，就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成为目前世界上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最主要的公约。该公约于1959年6月7日生效，截至2004年12月30日，缔约国达135个，扩展适用的国家和地区则有150个，并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一、《纽约公约》的主要内容

第一，缔约国承认仲裁协议的效力。如果缔约国的法院受理一个案件，而就该案件所涉及的事项，当事人已经达成公约所指的仲裁协议时，除非法院查明该项协议无效、未生效或不能实行，应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令当事人将案件提交仲裁。

第二，缔约国相互承认仲裁裁决具约束力，并依照执行地的程序规则予以执行。在承认或执行其他缔约国的仲裁裁决时，不应在实质上比承认或执行本国的仲裁裁决规定更繁的条件或更高的费用。

第三，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应该提供原裁决的正本或经过适当证明的副本，以及仲裁协议的正本或经过适当证明的副本。必要时应附具译本。

第四，凡外国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被请求执行的国家的主管机关可依被执行人的请求，拒绝予以承认和执行：（1）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根据对他们适用的法律，存在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或者根据仲裁协议所选定的准据法（或未选定准据法而依据裁决地法），证明该仲裁协议无效；（2）被执行人未接到关于指派仲裁员或关于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或者由于其它情况未能对案件进行申辩；（3）裁决所处理的事项，非为交付仲裁事项，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或者超出仲裁协议范围以外；（4）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同当事人间的协议不符，或者当事人间没有这种协议时，同进行仲裁的国家的法律不符；（5）裁决对当事人还没有拘束力，或者裁决已经由作出裁决的国家或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另一方面，如果被请求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地所在国家的主管机关查明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也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1）争执的事项，依照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可以仲裁方法解决者；（2）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将与这个国家的公共秩序抵触者。

第五，公约的规定不影响缔约国参加的有关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有关当事人在被请求承认或执行某一裁决的国家的法律或条约所许可的方式和范围内，可能具有的利用该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就是所谓更优惠条款。

二、《纽约公约》的主要特点

《纽约公约》的鲜明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适用范围较宽。《纽约公约》适用于所有仲裁裁决，而不论其是否为商事裁决，但缔约国可作商事保留；适用于所有外国裁决或非内国裁决，而不论其为国际裁决或国内裁决；既适用于机构仲裁，也适用于临时仲裁。2．限制了传统仲裁法坚持的仲裁地法控制仲裁的观念。公约第1条关于“外国裁决”的定义，除承袭仲裁地标准外，还规定了准据法标准，即无论仲裁地，只要不被有关法院认为是内国裁决，则可视为是外国裁决。同时，公约也以当事人意思自治来对抗仲裁地法的限制，如公约第5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当事人关于仲裁庭的组成或仲裁程序所达成协议优先于仲裁地国的仲裁法。正因为如此，《纽约公约》之后的国际商事仲裁，渐渐名副其实。3．确立了倾向于执行仲裁裁决的国际政策。《纽约公约》的精髓在于支持执行仲裁裁决，极大地简化了执行的条件与理由。按照公约，没有提出拒绝申请或者不能证明存在拒绝执行的理由，裁决仍须得到执行；即使被执行人证明存在前述理由，法院还可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执行裁决。4．确立了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最低国际标准。5．在缔约国之间确立了特殊的权利义务平衡关系。《纽约公约》明文规定，缔约国只有适用本公约的义务，没有以本公约对抗其他缔约国的权利。

受制于历史条件及国际条约的特点，《纽约公约》也存在显著的局限性。比如：《纽约公约》的条款十分简洁，但容易产生歧义。较有名的例子如第5条第1款第5项规定裁决由“据其法律作出裁决的国家的管辖当局撤销或停止执行”，此处的“法律”究竟是指仲裁程序法还是也指实体问题的准据法，实践中存在分歧。若采用后一观点，则可能危及仲裁裁决撤销制度的统一性，即一国仅因其实体法在仲裁中得到适用，就取得撤销裁决的管辖权，损害了一国不能撤销外国裁决的国际通行实践。

三、中国与《纽约公约》

中国于1986年12月2日由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加入《纽约公约》，1987年4月22日该公约对中国生效。中国在加入该公约时作了互惠保留和商事保留声明。也就是说，中国只承认和执行来自缔约国且所解决的争议依中国法律属于商事关系的仲裁裁决。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4月10日发布的《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所谓“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同时，依前述司法解释，申请中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仅限于《纽约公约》对中国生效后作出的裁决，且应由仲裁裁决的一方当事人提出。中国下列地点的中级人民法院有权受理：1．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为其户籍所在地或者居所地；2．被执行人为法人的，为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3．被执行人在中国无住所、居所或者主要办事机构，但有财产在中国境内的，为其财产所在地。

为更好地执行《纽约公约》，最高人民法院随后还发布了三个重要的司法解释。（1）对涉外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及申请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受案法院如认为仲裁协议无效、失效或内容不明确无法执行的，或者拟裁定拒绝承认或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必须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如果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其意见，应将其审查意见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答复后，方可作相应处理。（2）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承认外国仲裁裁决的，预收人民币500元。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应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有关规定，依申请执行的金额或标的价额预收执行费。如人民法院最终决定仅承认而不予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在扣除前项费用后，其余退还申请人。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不得对承认和执行分别两次收费。同时，当事人依照《纽约公约》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决定予以承认和执行的，应在受理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裁定，如无特殊情况，应在裁定后六个月内执行完毕；决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的，则应履行前一司法解释所确立的报告制度。（3）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集中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它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

实践中，中国已承认和执行来自英国、瑞士、瑞典、法国等缔约国的仲裁裁决，而中国的仲裁裁决，也已得到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承认或执行。无论是老牌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还是新兴的北京仲裁委员会、上海仲裁委员会及广州仲裁委员会等，都有裁决在外国依《纽约公约》得到承认和执行。

四、《纽约公约》的意义

依据《纽约公约》得到承认或执行的仲裁案例，不胜枚举。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缔约国，不时公布大量的信息。国际知名的《商事仲裁年鉴》（Yearbook Commercial Arbitration），因每年收集的重要案例越来越多，篇幅急剧膨胀。此一侧面亦显示，《纽约公约》在当今国际商事仲裁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纽约公约》，保证了在世界各重要贸易国家承认和执行裁决的高度统一性，保证了缔约国法院承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普遍性，协调了仲裁与司法的关系，从而保障了仲裁的国际性。只要《纽约公约》得以存续，仅此一点，仲裁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中就无可替代。由于这个缘故，加上《纽约公约》缔约国的数目在国际商事条约中独占鳌头，该公约理所当然地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仲裁专家们认为，《纽约公约》是“国际仲裁大厦所依赖的最为重要的一根支柱”，“可能有资格成为整个商法历史上最有效的国际立法实例”。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宋连斌

转载自《人民法院报》

1958年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下制定和通过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⑴（通常简称为1958年《纽约公约》）。截止1998年6月10日该公约40周年纪念日之际已有118个国家成为缔约国。⑵《纽约公约》已成为仲裁领域最重要的公约并被誉为当今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cornerstone）。⑶由于许多缔约国除参加该公约外，还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有些缔约国同时还签订了涉及这一事项的其它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在《纽约公约》的具体适用中便存在着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如何处理《纽约公约》与国内法以及其它条约的关系。对此公约在其第7条（1）款中规定：“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立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的多边或双边协定的效力，也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⑷上述第7条（1）款2项（加着重号的文字）说明当事人在向《纽约公约》缔约国申请承认和执行某一公约范围内的仲裁裁决时，既可选择公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可选择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有关国内立法或该国缔结的有关其它条约作为请求的依据。也就是说，“第7条（1）款2项的规定给了当事人一项自主权利，即他可以援引关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双边或其它多边条约的规定申请执行某一仲裁裁决，从而不再以《纽约公约》作为申请执行的依据。”⑸研究《纽约公约》的著名专家皮特。桑德斯教授在解释公约上述条文时也曾指出：“公约进一步阐明了该公约将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换言之，如果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境内有效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提供了比《纽约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的权利（morefavourableright），则申请执行裁决的一方便可援引和利用该项更为有利和优惠的规定并以此取代公约的相关规定。”⑹故此，公约第7条（1）款第2项的规定被称为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more-favourable-right-provision）。⑺“更优权利条款”在处理公约与国内立法和其它条约关系方面有面有着重要意义。⑻例如，在某一国家申请承认和执行一项外国仲裁裁决时，该国既参加了《纽约公约》，同时又制定了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如果该裁决未满足公约要求的执行条件，则当事人仍可适用被请求国的其它立法使该裁决得以执行。否则，如果排他性地单独适用公约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那些不完全符合公约承认和执行条件的裁决将会被搁置。所以，“更优权利条款”是公约积极促进和支持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目标的又一具体体现，“它为无法适用纽约公约进行执行的案件开辟了新的执行依据。”⑼关于公约中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德国科隆上诉法院曾在判例中作了如下的准确论述：“这一规定的理由在于避免剥夺当事人依据被请求国国内法律中更为优越有利的条件去请求执行其裁决。”⑽从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有些国家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国内立法确比公约中的某些规定更有利于裁决的执行。例如，《纽约公约》第5条（1）款（甲）项明确将仲裁协议的无效直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的理由之一。相反，按照德国法律，如果仲裁协议的无效可以在裁决作出国通过撤销裁决的诉讼加以救济的话，则仲裁协议的无效不能成为在德国境内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⑾也就是说，从德国法中专门规定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理由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来看，未将仲裁协议的无效作为拒绝执行的一项直接理由。在此情况下，当事人只能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向裁决作出国申请撤销该裁决，然后再以第1044条认可的裁决已被撤销这一理由要求拒绝执行裁决。这一点说明德国法与公约是不同的，它表明了德国法的规定比公约第5条（1）款（甲）项更有利于外国裁决在德国的执行。德国最高法院曾经有一个案子涉及到执行一项在南斯拉夫作出的裁决。本案中住所在德国的被告反对在德国境内执行该裁决。其反对理由是本案的仲裁协议仅被记载于双方中介人的笔记中，因而不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是无效的。德国最高法院则驳回了被告的主张。法院认为，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1044条，⑿除非外国裁决依其应适用的仲裁法（本案即南斯拉夫仲裁法）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否则应在德国得到执行。同时南斯拉夫仲裁法规定，一项仲裁裁决作出后的30天内，当事人可以仲裁协议无效理由申请法院撤销该裁决。由于本案被告未向南斯拉夫法院申请撤销该裁决，所以该裁决按决定其效力的南斯拉夫法律已经生效，故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在德国法院是不能接受的。⒀法国最高法院关于“NorsolorV.Pabalk”一案的判决则是适用公约“更优权利条款”的又一典型案例。⒁本案仲裁庭是按国际商会仲裁规则在维也纳设立的。仲裁庭认为自己无法选择某一合适的国内法适用于解决案件的实体争议，因而决定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InternationalLexmercatoria）并强调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由于仲裁案的被告一方败诉，因此被告向该裁决作出地的维也纳上诉法院诉请撤销该裁决。维也纳上诉法院认为本案仲裁庭未能很好地履行职责，无视国内法的选择适用而去适用国际商人习惯法；同时法院还认为国际商人习惯法是“其有效性值得怀疑的世界法”。因此该法院撤销了部分裁决。然而上述仲裁案中胜诉的原告则针对已被奥地利维也纳法院撤销的部分裁决向法国法院申请执行。如何对待原告的执行申请成为法国法院面临的棘手问题。按照法国和奥地利均已参加的《纽约公约》第5条（1）款（戊）项规定，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申请可因该裁决已在作出国被有关主管机关撤销或停止执行而加以拒绝。但是法国国内法在原则上未将“裁决被作出地国的法院撤销或停止执行”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裁决的理由。⒂最后，法国法院依照《纽约公约》中的“更优权利条款”批准了原告的执行申请。除法国和德国外，荷兰国内法律关于承认和执行境外仲裁裁决的条件也比公约更为有利和优惠。例如，《荷兰民事诉讼法典》第1076条（2）款规定，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不应构成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如果援引该无效理由的一方当事人已参加了仲裁程序并且在提出答辩以前，没有以缺乏有效的仲裁协议为由提出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⒃而《纽约公约》则没有出现类似于荷兰这样的规定。1994年12月荷兰鹿特丹的地区法院在“IsaacGlecerV.MoseslsraelGlecer”一案中涉及到承认和执行一项由以色列作出的仲裁裁决。⒄该案成为荷兰法院依据公约“更优权利条款”适用荷兰上述国内立法条文的很好事例。

通过对“更优权利条款”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该条款的存在和适用会给申请执行裁决案件中的被告造成预想不到的被动局面。例如，原告向德国法院申请执行一项针对德国被告的外国裁决，而作出该裁决所依据的仲裁协议按照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可能属于无效协议。但该被告未向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院（或其它主管机关）提起申请撤销该裁决的诉讼，而是期望着将来原告一旦在德国申请执行该裁决时援引公约第5条（1）款（甲）项规定，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拒绝执行该裁决。被告的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旦原告不依公约而依“更优权利条款”援引对其更为有利的德国国内法申请执行该裁决时，被告反对执行的理由将不被法院所接受。而此时如果被告再向裁决作出国去申请撤销裁决，可能申请撤销的法定时限已过。⒅故对在仲裁中败诉并在象德国、法国、荷兰这样的国家拥有住所或财产的当事人来说一定要警惕对方当事人对“更优权利条款”的引用。

在研究“更优权利条款”时还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即从公约第7条（1）款的文字表述来看，“任何利害关系人”都不能被剥夺“在被申请承认和执行地国的法律或条约许可的方式及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的任何权利”。这里的“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了两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究竟谁有权引用“更优权利条款”。也就是说是否只有申请执行的一方才能在公约和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国内立法或其它条约之间进行选择适用？还是被申请人也有选择适用的权利？如果允许被申请人选择的话，他肯定会挑选可能导致拒绝执行的规定，那就意味着公约允许选择适用更便于阻碍裁决执行的法律或条约规定。⒆所以，尽管公约用语中的“任何利害关系人”在表面上看似乎是广义的，但它只能对申请执行方有意义。例如，对一些按《纽约公约》规定可以执行的裁决，如果改用某些国家的国内法则可能被拒绝执行。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内法比公约规定的可执行条件更加苛刻和烦琐。⒇如果被申请人可以援引对其有利的国内法，则意味着这类裁决将得不到执行。这种结果的出现不仅与公约促进和支持裁决的执行这一宗旨相背离，而且也与前述的“更优权利条款”本身的目的（即使尽可能多的裁决得到执行）相抵触。著名专家A.范登伯格教授曾分析指出：“公约第7条（1）款事实上阐述了两项不同的权利。第一项权利是指当事人享受仲裁裁决利益的权利；第二项权利是选择更有利和更优惠的执行依据的权利（即更优权利条款）。而公约第7条（1）款实际上只将上述第二项权利赋予了拥有第一项权利的人。从原则上讲，拥有第一项权利即享受裁决本身利益的人只能是申请执行方；被申请人按裁决本身规定主要是履行义务而不享受权益（即未拥有第一项权利）。因此，从逻辑上讲，更优权利条款也只能由申请执行方引用”。（21）除学者们的观点外，将“任何利害关系人”限定为申请执行方的这一解释实际上也已得到实践的支持。一方面法院在现有案例中均认为申请执行方可依“更优权利条款”自由选择更加有利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另一方面目前尚没有一个关于法院支持被申请人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去自由选择国内法的案例。总之，根据上述的分析，申请执行方可选择公约以外更有利于裁决执行的国内法作为执行依据；在此情况下，被申请人只能服从这一选择，他不能辩称由于公约对他更有利而主张适用公约。由“任何利害关系人”一语引发的第二个问题是：除了申请执行方要求引用“更优权利条款”外，受理执行申请的法院能否自行主动适用这一条款。对此法国最高法院在前述的“NorsolorV.Pabalk”一案中作了肯定的回答。（22）

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方面，“更优权利条款”的产生还开创了国际条约与缔约国国内法相互关系中的新规则，即公约的规定并不具有超越执行地国国内法的效力。曾经有一家德国上诉法院在执行一项由罗马尼亚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时认为，《纽约公约》的效力优于德国国内法中有关执行外国裁决的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规定。德国最高法院则纠正了上诉法院的这种观点。德国最高法院指出，由于公约第7条（1）款中包含了最优惠待遇原则（Theruleofmostfavourabletreatment），该原则允许申请执行方选择以执行地国国内法为依据执行其裁决，因此《纽约公约》不具有排除适用德国民诉法典第1044条的优越地位。（23）

从中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除参加了《纽约公约》外，我国国内立法中没有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专门规定。（24）因此，凡在中国以外的其它《纽约公约》缔约国境内作出的裁决，当事人申请中国法院执行时尚无法援用“更优权利条款”。但是，对我国涉外仲裁机构和按《仲裁法》重新组建的其它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如果一方当事人向缔结了《纽约公约》的外国法院申请执行该裁决时，则双方均应十分关注“更优权利条款”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利弊。另外，对在外国作出的涉及我国当事人的仲裁裁决，如果该裁决在其作出国和中国以外的公约缔约国申请执行时，同样可能面临着“更优权利条款”的适用问题。由此可见，对“更优权利条款”的研究掌握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对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国际经济贸易纠纷来说，人们越来越认为仲裁比去一个国家的法院诉讼有着明显的优点。对于商人来说，它不熟悉外国法院的程序、适用的法律，甚至不熟悉外国法官的思维方式，因此去外国法院进行诉讼对他来说是很生疏的环境。相反，如果采用仲裁的方式，来自不同国家的当事人就可以选择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或预先知晓的程序；他们还可以参与法律的选择，包括可以选择特定国家的法律或者甚至可以选择某种行业的交易习惯即所谓的商人习惯法。他们还可以指定本行业的专家来担任“法官”—仲裁员。

上述这些优点以及仲裁的其他优势必须有国际性法律制度的保障才能成为现实。这种国际法律制度中最基本的一点在于它应该规定当事人关于提交仲裁的约定是能够执行的，而且作出的裁决可以在众多国家得到承认和执行，并排除各国家的国内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进行复查。否则，没有这种制度的保证，仲裁将无法真正区别于传统的诉讼，也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法院对仲裁的干预和控制。庆幸的是，今天的人们可以很容易从50年前在联合国主持下制定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通常所称的1958年《纽约公约》（以下简称“纽约公约”）中找到这样一种保证制度。正因为纽约公约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保证作用，公约因此被誉为当代国际商事仲裁法律制度的基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包括我国在内的142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了这一重要公约。缔约国的范围已经遍及世界各地，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该公约已成为仲裁和私法领域国际条约编纂的一大成功范例。

[8]如澳大利亚于1904年制定了《海上货物运输法》，新西兰于1908年制定《航运及海员法》，加拿大于1910年制定了《水上货物运输法》。

[9]司玉琢主编：《海商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150。

[10]左海聪，见前注[1]．页222。

[11]Simon Baughen，Shipping Law，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London，1998，P．93

[12]司玉琢主编，见前注[9]，页154，

[13]傅廷中：《海商法律与实务丛谈》，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39。

[14]同上注，页41。

[15]同上注，页42。

[16]傅廷中教授主张应将除外条款（Exception Clause）与免责条款（Exemptious clause）相区分，认为前者指当事人依据法律或国际公约的规定，对某些由于非人为的原因所造成的货物灭失与损害进行例外处理的一种约定，后者则指在法律或合同中所规定的承运人的雇佣人或代理人等确实犯有某种过失的情况下，对承运人本应承担的责任的一种豁免。笔者对此说法深为赞同，但由于学术界和实务界均倾向于以免责条款涵盖此两方面内容，笔者在概念运用上亦采用此通说。参见傅廷中，见前注[13]，页83。

[17]张湘兰等主编：《海商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修订版，页107—108；司玉琢主编，见前注[9]，页152—154。

[18]司玉琢主编，见前注[9]，页160。

[19]Jan Ramberg，Freedom of Contract in Maritime Law，See Binnenge Wassem：Festchrift Fur Warter Muler，by Alexander Von Ziegler and Thomas Burchnardt 1993，Zurich，pp．173—174．

[20]然而由于海上货物运输的特殊性，使得这一合同法的一般性原则受到挑战和背离，以《海牙一威斯比规则》为代表的海上货物运输立法确立起了以不完全过失原则为基础的归责原则。而《汉堡规则》改变了这一做法，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领域实行了完全的过失责任原则，虽然并未达到无过失责任原则的一般性要求，但却代表着向这一要求回归的趋势和努力。

[21]参见《海商法》第47、48、49条之规定。

[22]参见《海商法》第51条之规定。

[23]左海聪，见前注[1]，页226。

[24]马俊驹、陈本寒：“罗马法上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外国法学研究》1994年第3期，页6

[25]彭贵：“论契约自由原则的新生——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与平衡”，《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学版）》1996，年第2卷第2期，页49—53。

[26]同上注，页50。

[27]王先林：“论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页10。

[28]彭贵，见前注[25]，页50。

[29]左海聪，见前注[1]，页226—227。

[30]左海聪，见前注[1]。

[31]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7版），萧琛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页134。

[32]同上注。

[33]行业门槛越高，则行业内的优势竞争者便越能利用其掌握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为新进入者设置越高的障碍，限制其他竞争者的加入。同时，也可对行业内其他处于劣势的竞争者发动进攻，将其排除市场之外，实现垄断利润。

[34]只是这种垄断可能并非简单的某一两个国家的垄断，而是不同国家占据绝对竞争优势地位的某一层次的船东的联合垄断。毕竟，航运业是存在世界市场竞争的经济产业，而非国家产业。

[35]例如中欧航线在历史上便一直被实力强大的欧洲远东班轮公会所垄断，堂而皇之的左右运费的市场价格。

[36]王航：“世界航运吃紧凸显造船商机”，《长江航运》2004年4月23日第2版。

[37]彭贵，见前注[25]。

[38]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125，132。

[39]承运人签发提单为证明的格式合同似乎便应该是其合同自由的最大体现了。

[40]司玉琢主编，见前注[9]，页160。

[41]同上注。

[42]左海聪，见前注[1]227—228。

[43]左海聪，见前注[1]222—223。

[44]左海聪，见前注[1]，页227。

[45]司玉琢主编，见前注[9]，页5。

[46]赵月林，胡正良：“论取消航海过失免责对承运人责任义务和其他海事法律制度的影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12月第1卷第4期。

[47]司玉琢：“美国99年COGSA的主要变化、影响及我国对策分析”，《中国海商法年刊》1999年刊。

《中外法学》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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