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中国我们养不起的未来？

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依靠“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人口膨胀，而是应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对社会、经济、商业造成的冲击

今年74岁的孙万库和他71岁的老伴侯金茹在北京灵境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住了40年。老俩口过着简朴的生活，并不需要子女照料。由于所在单位同仁堂药厂效益较好，孙每月总共可以领取900多元退休金，侯则可领取近800元。两人就医的医药费可报销95%。

与两个子女相比，孙和老伴无疑更加幸运一些。54岁的儿子孙明由于所在机械厂效益不好，提前下岗，每个月只能领取700元退休金。好在他的妻子在一家医院当大夫，收入不低，他们有一个25岁的女儿，最近才参加工作。

孙万库52岁的女儿孙先娥也刚刚从一家铜厂办理了退休，一个月能拿700多元，丈夫也不到60岁就退休了，每月退休金800元。今年由于儿子高中毕业到安徽当兵，一居室的家里没有那么拥挤了。

儿子、女儿和女婿目前都没再找到其它生计。“50多岁的人了，没什么文化又老实，哪个工作岗位还会要你呢？”孙万库叹了口气说。

“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得不以整整一代人作为代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彭希哲教授所指的正是这些命运多舛前景黯淡的中年人。他们的出生赶上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生育高峰，养育出独生子女后又因为国企改革而下岗失业，提前进入退休阶段。

支撑家庭的重担将很快落在孙万库的孙女和外孙身上，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按照传统，他们必须照顾父母们的生活，即便在自己不得不为将来的健康和养老保险拼命工作的时候。

象孙万库这个大家庭的窘况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普遍了。2000年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60岁以上的人口达1.32亿，为人口总数的10.1%，而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根据联合国制定的人口学标准，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7%以上的即为老龄社会。

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警告称，如果不采取措施，2025年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扶养一个退休人员。“中国正背负一个高收入经济体才有的老龄化包袱，但仅仅只有中等经济体的资源可供支持。”该报告指出。

“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灭顶，”《大未来》作者托夫勒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

    未富先老的社会

上海眼下是中国最繁华最富庶的都市。但早在1979年，这个城市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0%以上，在全国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自从1993年以来，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变动已连续10年出现负增长，换句话说，上海正式居民的自然死亡率已经超过了出生率。

潮水般的外来人口及时填补了空缺，甚至成为上海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2000年上海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外来人口已达387万人，占到总人口的约1/4。问题是就算以现在这种移民速度，根据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预测，也不能阻止到2025年1/3的上海人口将达到或超过60岁。

今年10月初，上海不得不考虑松动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宽生育二胎的部分限制。但很可能为时已晚。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城市里的20岁至45岁的育龄妇女的调查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可以生多胎的话,你准备生几个孩子。调查结果是:平均1.5个。”这表明，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晚婚晚育,或者不婚不育,即便没有任何政策限制,生多胎也不再会成为普遍现象。

上海的今天很可能就是中国其它地区的明天。老龄化问题将在2040年至2050年的中国达到峰值。“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80到100年甚至更长的老龄化社会转变，而我们可能只需要用不到40年时间。”中国老年人口协会副会长田雪原指出。

造成过快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大下降；此外，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人们预期寿命的延长，也加重了老龄化问题。中国保监会认为现行中国人均寿命估值68岁已经不符合实际情况，正在研究一个更高的寿命值。

过快变化导致的后果是，社会对此所作的准备显得不足。与西方国家的“先富后老”相比，我国则是“未富先老”。“到2050年，我国顶多只是个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大约为三四千美元。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早已超过了2万美元。”
田雪原已在社科院组建了一个课题组专门研究“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及经济的影响”。

我们所承担的社会养老负担将越来越重。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13个在职者供养一名退休人员，2000年后是3个在职者养一名，到2020年以后，大约1.7个在职者养一名退休人员。

不过在2010年以前，劳动力人口(15岁至59岁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会上升(未成年人口比例下降)，而在2020年以前，劳动力人口的绝对数量仍旧会增加(但劳动力人口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从2010年后开始下降)。眼下光农村就还有大约1.2亿人的富余劳动力，城市劳动力人口也过多。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高级经济师戴律国承认:“中国的就业人口压力与老龄化问题的发展同时存在。这使问题更加地复杂化了。”

一位社会保险专家告诉记者，“养老金也好，兴建各种福利机构也好，相应地，储蓄就会变少，不仅个人的储蓄变少，国家的储蓄也会变少，国家用于再生产的投资将减少。这无疑是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的。”

另外，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地区分布不平衡性。东部及沿海地区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目前，中部地区也在跨入老龄社会行列。而西部地区则有大量省市仍处于人口结构成年型社会，甚至一些地方还是年轻型社会。“这与各个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不一致有极大关联。”在那些跨入老龄社会的发达国家中，几乎不存在这种地区分布差别。

这将带来的是全国范围内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被老龄化侵蚀的城市不得不依赖更多的年轻外来人口。但这又将激化目前已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NextPage]

    养老基金“黑洞”

31岁的肖飞，在北京中关村一家私营软件公司当程序员。除了每月的工资卡上被扣掉100多元基本养老保险费，他的公司没有再为他提供其它养老保障。肖飞不得不从去年开始选择了平安保险的一项商业保险作为自己的另一个依靠。

对于象肖飞这样未退休时参与投保的人来说，他所投保费将成为他退休后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但对于那些早已退休的人比如孙万库来说，这样的资金积累并不存在。对此，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承认“这是一个历史的遗憾”，国家在进行减员增效的国企改革时，没有为退休员工的善后处理及养老问题及时地积累资金。

由政府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账户共被设计为两个部分：社会统筹部分及个人账户部分，前者用于现有退休人员养老金资金来源，后者则为眼下投保的在职人员退休后的养老金作资金积累。就眼前而论，在职劳动者背起了相当大的为退休人员支付养老金的负担。比如，肖飞为他的基本养老保险账户交纳的保费的一部分，却很可能成为孙万库的养老金来源之一。

实际上，由于退休人员数量的急剧增加，仅仅依靠基本养老保险账户的社会统筹部分已经根本不够支付现行退休者的养老金。于是，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资金遭到挪用。“如果不用上这一部分资金，国家也得拿财政贴上，道理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不先用上这些资金呢？”何平解释。这导致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形成了大量的“空账”。据1999年一项统计，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率已近千亿元人民币。即便如此，支付现有退休人员的退休金仍有巨大的资金窟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一位人士透露，2002年，国家财政拿出填“窟窿”的钱是500亿元。

但这种危险游戏实在不宜久玩。“自己为自己将来养老投入的钱被挪用，这种情况如果长期存在下去，谁还有参保的信心？”银行界一位人士直言。

去年因负面波动太大而被叫停的国有股减持，初衷即是将减持所获得的现金用于社会保障系统，包括填补空账。何平认为，将国有资产变现用于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的设想是不错的，问题在于，中国股票市场并不成熟，一时接受不了这么大的冲击。“国家还是会想出某种办法来解决‘空账’问题、做实个人账户的。”

除从企业和个人那里缴得的保费外，增加基本养老保险金还可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计划结构——比如由过去投资大型项目转移到现在重点建立社会保障体制上来，以及增设一些税种——比如遗产税、特殊消费税等来实现。

合理的养老保障体制应该建立在一项庞大的积累资金上。“如果有一万亿的积累资金，每年运营收入或者利息收入就可达七八百亿，足可用来支付养老金的一部分。”据何平透露，目前，各个地方城市的养老金结余及用以运作的养老基金加在一起不足3000亿。

2002年，辽宁省开始尝试做实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一位人士透露称，中央财政投入十多亿元用于填补“空账”。

    寄望企业年金

将企业年金作为养老保险的一项重点内容来发展，已成势所必然。据世界银行一项统计，在美国、英国，企业年金在个人退休金中所占比重可达60%。“这是国家借助社会力量，来为劳动人口提供养老保障的重要措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81岁的人口老龄化专家邬沧萍说。“欧美大公司的年金福利已成为它们吸引人才的重要手段。一个人在选择公司时，该公司年金计划如何是他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将正规和非正规的算在一起，企业年金在中国发展不足10年。但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到现在年金总额应该不足1000个亿。”一位银行界人士说，“没有明确的政策是个重要原因。”近年由于受国家相关政策即将出台的影响，各大人寿保险公司纷纷推出自己的年金产品。“但有很多保险公司并非按年收取保费，而是游说企业一次性交纳比如5000万，员工退休后可在比如5年内，每个月领取多少钱”。一位银行界人士说，“这并非真正的年金。”

真正意义上的年金是，参保人加入企业年金计划后，按月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费，形成一定数额的资金积累，并由金融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实现保值、增值，参保人退休后按月领取退休金。

1996年在北京成立的新华人寿保险公司到现在属于年金这一项的保费累计已达20亿元人民币。新华人寿团体业务管理部研究员马葵认为除政策原因阻碍年金发展外，“大部分年轻人觉得，自己现在得为房子、车子而忙。养老？那是很遥远的事情。”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所长何平则指出年金发展缓慢的另一重要原因。“中国有太多的小企业，生命周期往往很短，也没有长久发展的打算，而员工退休计划则是一个长久的打算，不仅企业，连员工本人，都觉得多拿些现金，要比往保险计划里交钱实惠些。”尽管如此，现代劳动力将在30年左右的劳动时间内负担起退休后30年左右的生活这一事实，使养老计划宜早不宜迟。

关于企业年金的新政策据说本来应该在去年出台的，但却迟迟也没有下文。这显示了有关部门对这一养老保险新形式的极度重视。“毕竟是养命钱，如果商业机构盲目而上，可能对整个行业都是一种破坏。”一位银行业界人士说。

不过，正规出台后的企业年金将以采取与国际接轨的信托基金模式为主，却是行业内皆知的事情。“政府加强监管，但运营则是商业机构的事情。”马葵说。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均有可能组建信托模式的企业年金计划，有条件的其他公司也有这种可能。

“比如国家电力公司，他们本行业积累了10余年的养老金现在共有近60亿元，自己在管理运营。水力、交通、铁路系统都有行业内的统筹养老保险在运营。而那些不能承担风险或缺少运营能力的小公司，则可将年金交由专业的公司去运营。”在美国，大的退休基金已经成为象GE、IBM、可口可乐这样蓝筹公司的股东。

但中国脆弱而不规范的资本市场以及还没有证明自己具有强大资金运营能力的金融公司能够接受得起这一沉重的托付吗？这是一个发展中的命题。

以信托模式建立企业年金制度也是辽宁试点的重要内容。据消息人士说，黑龙江、吉林等地很快也会开始试点。“信托模式的企业年金制度以后向全国推广是个趋势。”[NextPage]

    银发商机

45岁的民营企业家朱凤泊至今仍在为数年前父亲的死而痛悔不已。因为忙于生意，对父亲疏于照料，结果，父亲一次在独自去医院看病途中，死在公共汽车上。这件事触动了朱凤泊，2002年，他在北京小汤山推出了专门针对老年人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北京国际太阳城。

朱不仅在太阳城的每套公寓里充分考虑老年人的生活习惯，比如无须手拧、只须用卡一扫即开门的电子门锁，完备的室内电子呼叫系统，可直接放置病床上下楼的大号电梯间等等，还在小区配备了专业的老年人护理服务人员，以及一所大型社区医院，另外，为了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心理需要，朱本人也长期寓居在社区内，他经常为社区内的老年人开办各种联欢会。“象这样专业的老年公寓，在国内还并不多见。”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麻凤利说。

但政府对商人从事这种与社会福利有关的产业心存怀疑。“的确有一些对民间力量从事福利事业的政策优惠规定，但到落实时比较含糊、比较难。”北京国际太阳城在争取减免部分税费时，主管部门将之作为完全的房地产项目而予以回绝。大多数老年产业项目仍然是政府投资兴建的。

比如在哈尔滨市的3000个社区，已经有近1500个社区堪称“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社区。在这些社区里，凡是有老年人居住的房子里，都安装了一套电子呼叫感应系统。当老人病了时，只须按一个按钮，便会有专门的护理人员上楼，甚至救护车很快就赶到楼下，有专人抬着担架上楼来接病人上医院；当独自在家的老人不想做饭了，只须按一个按钮，小区的配餐公司便会送餐上门……在这1500个社区的每个社区里，都设有一个老年人服务中心，常驻两名服务人员，满足在家的老年人通过电子呼叫系统提出的各种需求。哈尔滨市近年共斥资700万余元将传统小区改造为这样的试验区。这样的试验小区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多个城市都已经开始建设。

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将很快面临扶养父母的沉重压力。“中国讲究‘孝’文化，喜欢居家养老，比较排斥上敬老院，这样针对老年人的社区服务不仅符合老年人的需要，也蕴含着大量的商业机会。”专程赴哈尔滨考察老龄产业的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陶立群说。

上海的一个针对老年人的调查显示，对于老年用品市场的现状，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占了47%，认为一般的有41%。

“老年人需要娱乐，需要丰富的精神生活，需要体贴的服务和产品。”专注于老年产业的陶立群说。“但是，真正能够替老年人着想并且想到位的商家少之又少，虽然现在打着老年旗号的也不少，比如各种保健品。”在陶看来，中国的银色产业连萌芽状态都算不上，这一点与发达国家相差甚远。

2006-6-30 16:35:00 吴阿仑   环球企业家 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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