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收入分配改革 深层治理经济过热

 
尽管今年上半年的统计数据还未公布，但看来对上半年经济形势的判断已经趋于明朗了。7月16日至17日，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举行的第91次全体会议上，委员们在听取国家发改委、劳动部、商务部、央行和国家统计局有关汇报后认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趋势更为明显；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仍然突出；高耗能产业增长偏快，节能减排形势依然严峻；物价上涨压力持续加大，特别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上涨较快；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任务艰巨。

事实上，央行日前公布的上半年金融数据已经显示出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的态势。6月末，反映总需求的广义货币M2同比增长17.06%，比5月末高0.32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短期投资的狭义货币M1同比增长20.92%，比上月末高1.64个百分点，均出现反弹。货币供应量增速的全面加快也带动物价持续上涨。初步预计今年上半年CPI总水平涨幅将达到3%，其中6月份CPI涨幅可能超过4%，全年涨幅则可能高于3%。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治理经济过热需要在总量上紧缩总需求。面对着可能出现的过热和通货膨胀形势，专家们也几乎一致认为，国家应尽快出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的“组合拳”进行调控。近期最有可能出台的措施是加息，如果上半年CPI涨幅超出人们的预期，还有可能在加息的同时减免利息税。另一方面，为了遏止出口顺差的进一步扩大以及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财政部也有可能再次降低退税的幅度，以达到精确调控的目的。

总之，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政府部门尽可以对政策的组合方式、出台的时间以及力度等进行讨论和设计。但是，若仅仅着眼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用，充其量只能解决短期的经济过热的问题，而对于引致长期经济过热的因素作用不大。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宏观经济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总量过热总是由投资过热引起的。原因即在于投资的“成本”被扭曲了。而投资成本的扭曲又与土地、信贷、劳动力、人民币汇率等要素价格偏低密切相关。

以劳动力价格而言，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6%、韩国的13%、印度的3倍，但劳动者的工资仅为英国的4%、韩国的8%、印度的2.3倍。劳动力价格的长期偏低，其后果就是造就大量的低收入劳动者，他们是想消费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收入低没有能力消费；而占财富绝大多数的、有能力消费的富人，由于消费递减规律，也缺少消费动力。两相作用的结果，致使中国的内需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并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得不依赖于外需。

所以，治理经济过热必须要在收入分配上下工夫，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使广大的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不仅仅只用于满足简单的劳动力再生产。这是治本之策。正如人大财经会议委员们所认为的，宏观经济中的贸易顺差过大、信贷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这所谓的“三过”问题，根源是国民收入分配存在问题，财政对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投入不足，低收入群众收入增长不快，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

但是，收入分配问题不单单表现为劳动力价格的高低问题，它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是由转轨时期的体制、经济发展和公共政策缺陷共同导致的。以垄断行业来说，由于受到政府的高度管制，其与其他竞争行业产生了大量收入差距，这是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另外，在经济增长中，由于公共政策的偏差，致使需要照顾、扶持和关注的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应有关注。

可以说，深化分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除了制约权力寻租以及限制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外，分配制度的改革应该着眼于解决民生问题，为此，一要制定系统的社会政策，包括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二要形成系统的、多元化的分配政策，尤其要注重对再分配的方式、水平、秩序和监管进行综合的考虑。当务之急则是把社会保障系统尽快建立起来。

总之，比起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手段来，提高劳动力的价格和收入水平，改革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将能更好地促使经济增长从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到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上来，并将很好地消除导致经济过热的深层因素。

2007年07月19日 02:16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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