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影响社会公平建设的三个主要问题

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我国的改革已经从个别突破发展到整体推进的新阶段，改革的关联性、综合性、配套性显著增强，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才能进行。税费、住房和国家机关公务支出，都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构建。这就要必须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加强对改革的总体指导和统筹协调，配套改革措施。

一、深化税费体制改革，通过公平分配来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发展经济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当前，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税费不够合理，主要表现在企业负担过重、资源浪费严重。这两个问题必须通过深化税费制度改革来解决。

一是解决企业负担过重的问题，降低企业税费收缴率。企业是社会经济的细胞。企业的活力源泉在于轻装上阵。企业的主要功能是为自身创造效益、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税收，其主要目的是生产——扩大再生产——获得利润。目前，兴办企业要承担增值税17%、所得税25%、五项社保费及住房公积金，约占职工工资总额的40%，还有企业银行贷款利息、社会摊派募捐等等。企业负担过重，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国民生产总值初次分配是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进行，企业作为分配的主体，如果负担过重，是不利于发展的。所以急需改革对企业的税费制度，将国税和地税及其他收费部门合并，对国家强制的社会保险项目要通过扩大参保的覆盖面降低收缴率和管理费用，充分利用现代化手段和群众监督网络作用，努力减少税费收缴成本，提高税费收缴效率和效用。

二是全面建立个人消费税制度，解决浪费资源问题。我国的资源非常短缺，同时社会成员未能均等占有资源。必须充分利用税收杠杆来调整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和解决浪费资源的问题，加大累进税率，实施高消费高税率、低消费低税率、多消费多交税制度。特别是对占用资源超过城市居民平均水平以上的部分要提高税率，比如对超标准住房、用水、用电、用气的应课以重税，对核定超出部分的实行高税率纳税，迫使这部分社会成员少占用资源，推动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对城镇居民必需的基本生活消费品实行低税率；对困难居民实行消费退税制和生活费补贴制或采取实物配给制度。这样一来可以达到“分解负担、化整为零、零取凑整、财富共享”的目的。换句话说就是将企业的税赋负担转为居民消费税，变由企业一人背100斤的袋子为每个消费者背一点，大家就容易承担。所以，国家要调整税费收入结构，确定企业税费和个人消费税收入占国家税费收入的合理比例，一般企业上缴税费收入应占国家税费收入的35%，个人消费税收入应占国家税费收入的65%为宜。这样一来，企业负担减轻了，企业为职工加工资就有空间了，中小企业创业就容易了，就业的潜力就大了，整个社会收入水平就提高了，社会购买力就增强了，扩大了人们对消费品的需求。既实现了公平分配，又达到了节约资源的目的。那么，个人消费税的收入用途在哪里？政府应该主要用于社会保障和困难救济，这也是再分配。当然，有人会说这项措施会抑制消费，不利于拉动经济发展。我们应该坦然承认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有这种效应。但是，消费一定要合理，不合理的消费是对资源的浪费，是对人类社会文明的践踏，我们不仅不提倡而且要坚决反对。消费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只要用好的政策来引导正确消费、文明消费、节约消费，这种消费就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而增长。用合理的消费促进生产，用文明的产品推动消费，这种消费观、生产观才具有现代意义，才能更加有效地提高资源使用效益，保证消费、生产的良性循环，达到推动科学发展的要求。

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通过机会公平来促进社会成员公平占有社会资源

关注民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住房问题涉及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目前，老百姓购不起房，表面上是房价过高，深层次是住房制度不合理，其实质是社会成员占有公共资源不均等，根本原因是机会不公平、规则不公平造成的。因此，必须深化改革，主要是实施按户籍核定购置住房资源制度。

应该看到，在控制城市房价上涨的问题上，尽管各级政府下了很大力气，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但依然没能解决房价上涨过高过快的问题。房价上涨主要是由需求拉动、利益驱动、成本推动、关联互动的机制所决定的。其主要问题：首先是居民对城市的需求过大。农村居民想进城，乡里、县里的居民想到城市，小城市的居民想到省会城市乃至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居住，这种需求不断地推动房价上涨，使城市越来越大，也使资本、人才向大城市积聚，小城镇建设难以发展。其次是住房开发成本过大。政府在住房开发方面收取过高的税费种类达40多种，税费加上房地产商到政府部门的公关成本占总房价的比例高达30%以上，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住房的价格，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给了购房人。再次是人为投机牟利过大。有些房地产公司自定价格获取暴利，或有房不卖等待涨价时机；有大量的投机者利用房产增值快，搞投资性购房，甚至私募资金到城里炒房；还有的地方政府为筹集资金搞城市建设，靠卖地和买房给予落户的政策来刺激购房，从中获利，去构筑自己的所谓政绩，也推动了房价上涨，等等。这些因素导致房价居高不下，其直接后果是，使城镇中心的老住户困难户被边缘化，特别是他们祖祖辈辈居住了几十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凭借权力和资本说动迁就动迁，居民业已具有的居住权被剥夺，靠拿着动迁的低标准补偿费而无力原地购房回迁，无奈只有到郊区或更远的地方购房，生活十分不便，使本来就困难的职工雪上加霜；外地的富裕户、新住户进城购房，占据中心繁华地带，生活成本低又方便，等等。新住户挤占老住户的住房权益，是运行规则不公平，使它们失去了公平的机会，最终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公平。

土地资源是属于国家所有，是社会成员人人均等共享的资源。解决大中城市房地产资源配置不公平现象，迫切需要在大中城市尤其是在副省级以上的城市建立按户籍分享所在地住房资源制度，从根本上抑制炒房、囤房和房地产商自定房价的问题。为从根本上解决房价与成本和居民收入不相适应的问题，必须加大政府定价的力度，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减少政府收费项目，强化政府监管的权威，建立房地产价格与成本和利润相吻合的房地产价格政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合理定位。必须坚持住户就地就近回迁原则，调整房屋开发政策，制定鼓励推行城内小户型城郊大户型的房屋开发政策，保证动迁的回迁户负担小、动得起、住得上，保证困难户和普通百姓居住生活工作交通方便。必须限制超标准购房，对于需要购房者，凭借当地城市户籍可按城市居住标准购买由物价部门审定的房价购买，超标准的适当加价；对长期定居所在城市且有固定工作的可以适当优惠；对没有户籍的外地购买者应在此基础上加收一倍以上的价款，超标加价收入和加倍收入所得部分由政府和开发公司实施二八分成，20%归开发商，80%归政府，政府可将这部分收入用于建设廉租房或给困难居民住房补贴。必须加快廉租房建设，大力发展租赁事业，为流动的劳动者提供住所。

实施按户籍核定购置住房资源制度改革的好处是：实施分类购房差别政策，正确调控资金流向，会起到抑大利小、促进均衡发展的作用。它有利于合理确定房价，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有利于合理分享资源，兼顾公平；有利于推动小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有利于抑制大城市的无限度膨胀，减轻城市的公共服务压力。当然，也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引起新旧制度的摩擦，特别是会导致房价下跌，给银行和靠贷款购房者带来危机，但是，我们可以用政策来调整，延长还款年限，实施优惠贷款利率，或由政府以廉租房的方式统贷收购，也可以采取分期付款或用租金收入偿还；有人可能说这不利于吸引人才和人才流动，其实不然，它不仅有利于小城镇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也会让更多的人把资金投入到小城镇建设；还有人会说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我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共同享有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种做法是效率和公平兼而有之的。

三、深化国家机关公务支出改革，通过权力公平来促进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关注民生永恒的主题和核心。党的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设，首先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坚持节约资源的基本国策，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目前，公共产品不仅供给量不足，而且供给结构也不合理，不适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新要求。同时，资源浪费现象也非常严重。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国家机关公务支出浪费太大。这也是社会不公平的一个方面。国家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了平等的公共产品。国家机关公务员应该与社会成员同等享有，现在是表面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国家机关公务员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占有行政资源、权力资源、财政资源、管理资源，掌握和控制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决策者、管理者的特殊地位，为其过多地占有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便利条件。目前，国家机关公务支出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管理成本过高，涉及住房、医疗、交通、办公支出等许多方面，都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关。所以，要从国家机关做起，建设公平权力机关，做到管财用钱上的公平。

解决公务支出成本过大问题的办法，就是改革现有的机关财务管理体制，坚持对国家节约、对个人有利、对社会有益的三者利益相统一的原则，用经济的、公平的、节约的思维去推进，实行“项目核算、量化管理、公开透明、阳光运行”。比如，实行办公支出定额化，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办公经费实行定额包干、项目核定的管理办法，属于宴请招待费用，实行职务消费、定量包干、超支不补、节约归己；属于外出公务活动，交通费、差旅补助费、餐饮费和住宿费实行按项目或按月定额包干制，按其工作任务和上年机关干部平均出差天数核定，按月发放，一次领取，自主支配，节余归己。再比如，实行医疗费用包干化，对职工医药费按年龄段“分档包干、年初包死、年终结算、节余归己、超支共担”，超支部分由单位拿大头，个人拿小头。又比如，实行公务用车市场化，对于机关公务用车应该全部取消，成立地区公务用车总公司和礼宾接待用车公司，实行市场化管理；对公务员按其职务标准的“二八制”发放用车补贴费，发给个人80%，单位留存20%，保证公务活动的正常需要；重要的公务用车须到公务用车公司租用或实行合同制包租，符合配车的领导干部不愿意参与车改的可以由单位负责到公务车出租公司包租公务车，但只负责保证工作用车标准和需要，不配专职司机。还比如，实行后勤服务社会化，对于机关后勤服务部门一律转由物业公司管理，与机关脱钩，成立地区性国家机关物业管理总公司，实行市场定价、企业化管理；属于国家机关公有的办公用房，实行归口管理，成立地区性国家机关房屋修缮管理总公司，负责房屋建设修缮设备维护保养，水电器修理以及水电费结算，其费用由国家财政统一列支，按企业化管理市场化结算；属于机关职工食堂，成立地区性国家机关餐饮总公司，负责机关食堂的餐饮服务，统一管理，统一调配，更好地为机关服务；属于机关离退休干部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和部门管理相结合，特别是实行规范化的津贴管理后，对离退休干部在经济上医疗上实行统一管理，在政治上生活上由所在单位负责管理。上述这些改革措施，凡是能够与个人挂钩的都要量化到个人，凡是能统一管理的都实行统一管理，凡是属于社会化管理的都要实行社会化，凡是能够市场化管理的都要市场化。建立一个机关管理与后勤服务分离的大后勤，实行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机关服务体系。

国家机关公务支出，凡是实行货币化的一律公开透明，与个人年终工作考核绩效挂钩，完成任务的节余归己，优秀的给予奖励，完不成的要扣减包干费，长期完不成任务的要予以辞退。考虑到国家机关的政治性、行政性、保密性、安全性，对服务人员的政治素质、技术水平、文化修养、道德观念的要求高，成立以国家机关性质的物业、房屋、餐饮、出租汽车公司等服务型公司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社会化市场化的企业。它们是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不参与社会市场竞争，只是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实行企业管理经营方式。它必须归属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管理，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保证机关工作的高效有序运转。

实行国家机关公务支出改革的好处是：有利于国家机关专心做好公务工作，解决机关办社会办福利的问题；有利于建设公平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机关；有利于整合机关服务资源，减少服务人员；有利于节约资源，减少资源浪费；有利于减少开支，降低行政成本；有利于公务员津贴补贴的规范化管理，避免互相攀比；有利于减轻基层的负担，转变机关作风；有利于推动机关事业单位的改革，实施机关管理与后勤服务的分离；有利于解决公务用车空驶、私用、乱跑的现象，减少城市交通的流量；有利于杜绝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迎来送往等不正之风，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小餐饮业的发展，提升中低档消费品的消费水平。

以上三项制度改革互相渗透、紧密相连，把它们协调推进，可以起到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的作用。

(本文作者：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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