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保障角度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

[内容摘要]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赋予了社会保障功能。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不完善强化了土地的保障功能，因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土地流转有着较强的关联性。因此，目前促进农村土地流转顺利完成的有效途径是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优化农村土地资源再配置的有效途径之一。但是由于国家相当长时期忽略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高度的社会化又使我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土地仍然是农民生活、就业、养老、就医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具有家庭福利保障的功能，农民一般不愿放弃土地。因此，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极大地阻碍了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现状不容乐观。

一、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根本原因在于土地被赋予保障功能

（一）我国土地流转不畅的主要表现

1、土地流转总量小。虽然土地流转在我国农村已经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地区均存在一种或多种形式的土地流转，但从流转规模上来看，无论是各种形式的流转量，还是所有形式的流转总量仍然不大。而且土地流转在地区分布上也是不均衡的，在流转规模上表现为东部地区最大，西部地区其次，中部地区最小。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浙江，土地流转异常活跃，流转规模比例也高于其他省份，但到2007年，浙江省承包土地流转面积也只达到458.4万亩，仅占承包土地总面积的23.2%。我们再看中、西部省份的情况：在湖南，截止到2007年底，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334.8万亩，占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面积的8%；在四川，2006年全省农村土地流转面积为562万亩，约占全省承包土地面积的10%。

2、流转效益不高。农村流转面积中多是本村村民之间的零星流转，不能形成规模经营，流转效益并不高。据姜孝平、李光友、易罡的调查显示，截止到2008年3月底，重庆市奉节县五马乡全乡村内农民之间零星土地流转面积6408亩，占全乡流转面积的95.17%，多数农户土地流转都是发生在父子、叔侄、亲戚及邻里之间。又据辅黎萍调查统计，截止到2007年12月底，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土地流转中单体规模100亩以上的经营面积达0.74万亩，仅占总流转面积的35%。由于流转的土地以户与户之间短期互助性居多，主要用于种养业，附加值比较低，难以形成明显的流转效应。

3、土地流转不稳定，随意性强。土地流转随意很强，主要以口头协议为主，书面合同较少，双方的权责利没有明确的约定。有的即使形成了协}义，但内容也简单粗糙，合同标的、双方责、权、利关系也不明确，约束力不强。部分土地流转行为还以可随时收回土地为前提条件。根据黄朝辉2007年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农村土地流转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区土地流转面积达50881亩，涉及农户21813户，其中已签订流转合同的1413户3193亩，分别占流转农户数和面积的9.6%和6.3%。

4、土地撂荒现象严重。根据各地对农村土地流转调查情况来看，日前农村土地撂荒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据福建省古田县水口镇耕地撂荒情况调查报告显示，2008年预计全镇共将撂荒耕地402亩，占整个耕地面积的4.174%。另据四川省阆中市农调队对10个社的调查显示：调查的10个社2004年底共有农户285户，耕地面积719.6亩，其中抛荒面积62.0亩，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高达8.6%。

（二）根本原因分析

表面上看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原因在于流转制度的不完善，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农民目前正处于高度社会化时期，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着现金支付危机和家庭预算危机。不稳定的预期收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使农民将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保障线压在土地卜，赋予土地社会保障的功能。

1、高度的社会化使我国农民承受着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

目前我国农民社会化较高，已经渗透到各个方面：一是生产方面分工程度加深，家庭资源配置市场化。传统的农户自我服务形式发生了改变，很多农民走上社会，对外提供生产服务。另外土地出租、对外投资等经济现象日益频繁，使得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二是农户日常生活家庭自给现象逐渐淡化。三是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程度加深，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

在这个时期，家庭生产、生活、交往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需要以货币购买服务和商品，家庭的维系需要货币支撑。而高度的社会化又导致消费膨胀，致使家庭货币支出压力增大。因此，家庭安全已经由生存威胁，转向不能付现而破产的威胁，即承受货币支出压力，面临现金支付危机、家庭预算危机。虽然现金支付危机不会威胁农户家庭的生存，但是能够破坏家庭的正常运转，影响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2、巨大的货币支出压力使我国农民追求即期的稳定的收入

社会化时期，农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货币支出压力，不可能按照长期利润最大化目标行为，而是尽力获取即期稳定的货币收入，以满足即期的货币支出需要。对于这个时期的农民而言，只有先解决家庭面临的支付危机，才谈得上可持续发展，或者说只有在货币支出问题解决后，才谈得上利润最大化。因此，高度的社会化使得我国农民追求货币压力最小化，收支均衡化，现金收入即期化。这一日标在土地流转上的具体表现为：

一是选择小规模手工耕作，放弃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目前，我国大部分农民仍然选择小规模手工耕作，而放弃大规模机械化生产。农民并不是不懂规模经营可以带来更高的收入，而是农民更懂得规模经营需要更多的投入和更长的回收期，这与他们的即期收入需求不相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一再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农民承包更多土地进行规模经营，而收效甚微的原因所在。

二是放弃转出土地，选择亦工亦农。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进行非农产业取得收入的同时，并不放弃土地，以便进行务农取得农业收入，确保一定数量的较为稳定的收入，作为家庭收入的底线。这种选择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是一种常态。例如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选择请人代耕、临时转出、撂荒土地，一些家庭选择农闲在外打工、农忙回家耕作等。

3、农民预期收入不足给土地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如果农民选择转出土地，那么其维持家庭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和非农产业收入。如果这两方面的收入能够满足必要的货币支出需要，且其预期收入具有稳定性时，农民才会选择转出土地，形成稳定的土地流转市场。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我国农民的预期收入是波动的、不足的。

一是非农产业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我国农民的农业外收入主要来自手工揽活（如木工、油漆工：等）、外出打工和饲养、加工等非农产业。从事手工揽活的农民一般以个人或自发组成的临时性团队进行接活加工，一般不进行市场宣传和市场信息的搜集，基本上属于被动经营，因此，手工揽活收入具有不稳定性。外出打工的农民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劳动技能不强，所以农民外出打工是有一定风险的，可能无法找到工作，可能工作不稳定，即其打工收入也是不稳定的。受自然条件和动物流行疾病等风险的影响，饲养等形式也不能确保取得稳定的收入。总之，多种因素致使农民的非农收入只能是暂时性收入，即预期的持久收入是波动的、不稳定的。

二是土地流转租金收入不高。如果土地流转行为不终止，租金收入应该是稳定的。那么农民能否依靠其土地流转租金收入来维系家庭存续呢？依据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显然是不能的，原因主要是：第一，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小，农民转让的土地面积不大，租金收入不可能很高。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5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05年10月31日，全国耕地面积为18.3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已由10年前的1.59亩和2004年的1.41亩，逐年减少到1.4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而且许多地方人均耕地面积少于1亩，有的甚至低于0.5亩。第二，流转价格低廉，有时甚至出现负价格，农民只能获得微薄的租金收入。另外，由于缺乏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土地流转往往是一种不规范的短期行为，这使得土地流转租金收入并不具有长期稳定性。

可见，我国农民预期的收入是波动的、不足的。即土地转出农民取得的收入，并不足以抵偿他们放弃土地后的“家庭维系成本”。一旦农民无法赚到维持家庭正常运转的收入，不仅会威胁家庭持续运转，而且家庭支付危机可能会转化为生存危机。因此，波动的、不足的预期收入，使得农民选择不放弃耕地。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土地是其生活、就业、养老等的安全保障线，是家庭的“退路”。这也就是说，农民不放弃土地，是因为土地被农民赋予了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出处：中国农经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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