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钧：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研究势在必行

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速，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呈现加速的趋势。最近专家学者纷纷建言，政府官员连连发话，媒体记者持续关注，使这个话题迅速升温：譬如“报告称2030年我国将成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国家”，譬如“调查称我国90%以上80后无法赡养父母”，譬如“中国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活着，钱没了”……不一而足。

人口老龄化，其实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弊也有利。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好”或“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对老龄化到来只要不掉以轻心，认真做好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适时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同时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如果能够做到这几点，顺利度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顺势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当今世界上，“10亿级别”大国的人口老龄化，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而套用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百万级别”及“千万级别”的国家经验来说事，恐怕是有问题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最高峰时人口可能会有15亿，届时中国的劳动力人口还有7亿多。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人口，足以支撑多大的经济规模？常有人拿“赡养比”说事，几个人养一个老人，这是误导。以家庭为例，家中的台柱子有没有能力挣钱才是决定其贫富的决定因素。所以，中国当前的迫切问题是教育问题，是要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中国老龄化的成因之一是“少子化”。“老龄化”高峰时，儿童的比重正当低谷，总的赡养比仍然是一半对一半，没有多大变化。

中国社会人口的发展趋势，总的来说可以用“幸运”一词来形容。上世纪50年代，马寅初的人口理论遭批。于是，中国人口从1964年“二普”的7亿人增加到1982年“三普”的10亿人，这就引出了改革开放初期“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正是这“误增”的3亿人造就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这才有了连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当中国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上议事日程时，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了……“老龄化”的到来，使很多人忘记了“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忘记了中国的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实际上，中国目前还有2亿劳动年龄人口不能就业或者不能充分就业；而以世界银行每天2美元的贫困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也是2亿。前者难道不是后者的直接原因？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的老龄化不用操心。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做好准备，银发浪潮对中国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但是，从当前的相关制度和现行政策看，我们的确还没有做好准备。因此，公众的焦虑，尤其是80后的焦虑，是有道理的，没有预期的未来会令人狂躁不安。

譬如养老保险，看似问题很复杂，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欠了“老人”和“中人”的债。这两代人年轻力壮时赶上计划经济，创造的财富除了少许生活费以外都被国家拿去搞建设，最终形成了国有资产，他们得到的承诺是“生老病死有依靠”。现在他们步入老年，不管怎么样，国家自然应该负责他们的养老。资金不够，就应该在国有资产上打主意。但近年来的养老保险改革，总的指导思想就是：对劳动者，想方设法让他们多交钱；对退休者，则想方设法让他们少拿钱———当下热议的“延长退休年龄”，就是要让参保人少拿5年钱，同时还要多交5年钱。

又如老年社会服务，实际问题可能比养老保险更大。政府看上去也在努力，但前些年，很多地方政府都拿财政的钱去“堆”公办养老院，要创“五星级”乃至“七星级”，然后供养百把十号人做门面。而对民办养老院，对为老年人的社区服务，却很少投入，任其自生自灭。十几年下来，始终形不成规模。

总而言之，要理性对待人口老龄化，就是要一分为二，既不要将老龄化“妖魔化”，也不能对老龄化掉以轻心——— 关键在于政府。中国的社会经济资源过于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不作为，其他方面都无能为力。所以，一个对中国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的战略研究势在必行，还不能仅仅局限于“十二五”。

【出处：南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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