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军改方案的背后考量

2015年11月末，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以此为标志，中国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国内外高度关注的军队改革方案尘埃落定，随着具体方案逐步实施，社会关注重点将由改革方案转向深度追问，即改革的目的意义与决策考量。

深化改革助推强军梦

这将是一场在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的改革，进行如此大力度的军队改革，原因有三：

第一，决策层与决策者的战略考量与路径设计。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伊始就以“踏石有印，抓铁有痕”的气魂，锐意进取、革弊鼎新，坚持不懈推进各领域改革，提振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心。军队改革，是中央决策层特别是习近平主席统盘考虑的结果，是整体改革设计中的重要一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起点上，中央高层把军队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盘子，全面部署，一体推进，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也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

第二，世界军事变革与战争样式变化倒逼改革。

自上个世纪末期到当下，世界范围内的新军事革命，尤其是信息化战争新样式，以愈来愈快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现代军队领导指挥体制编制的联合化、精干化，武器装备的信息化、精确化、隐形化和无人化，正在成为趋势。

然而，建立于机械化甚至骡马化战争样式基础上的中国军队体制编制，仍未实现重大变革。中国军队仍存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不够健全、力量结构不够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对滞后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世界变化与我军装备大量更新，令体制编制滞后的弊端日益凸显，对改革提出了客观要求。

第三，中国军队面临的严峻挑战和艰巨任务要求改革。

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仍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周边地区矛盾已到了集中暴发期，以“搁置争议”应对挑战已经不可能;二是，参与世界规则制订就必须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特别是承担安全责任。二者都涉及到国防力量和军队建设。

面对新的外部挑战和安全形势，能否建设起一支既能维护国家安全、有效应对外部挑战，又能走向世界、与大国军队竞技、能够随时在世界范围内应对共同安全威胁的军队，至关重要，这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最大优化。

廓清改革重点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擘画军队改革新蓝图，到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再到此次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中央决策层科学判断和把握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点，对国防和军队改革进行了战略谋划和系统设计。

本轮国防和军队改革方案基本廓清了改革重点，总体上落实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设想。

一是，调整机构设置，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

执行力来自领导力。回顾我军历史，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是否焕发强大的战斗力，都决定于党和最高统帅掌握军队的能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为了设计和塑造军队未来，为今后20年、30年国防和军队发展打下基础。

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必须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提供坚强的力量保证。这包括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两个方面，前者体现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原则上，后者体现在体制编制和领导制度上。

这次改革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直接“优化军委总部领导机关职能配置和机构设置”，实现军委实体化，这有利于指挥权的高度统一。这种改革模式坚持了党的领导和政治建军思想，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更好使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

二是，遵循建军治军规律，改善军队建设水平。

军队战斗力来自坚持科学性、遵循规律性。实现政令军令分开，是改革的重大举措，也是吸收了发达国家军队建军治军的经验推出的重大举措之一。已经明确的理念和具体改革是“推进领导掌握部队和高效指挥部队有机统一，形成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格局”，“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

将政令军令分开，是一大历史突破，这把握了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这一指向，将为建设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三是，着眼时代特点和战争特点，调整军兵种建设重点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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