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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制执行20年,人们强烈要求改革10年,至今仍无头绪,如果说双轨制不公给社会带来危害,那么20年的危害至今还在延续;假如改革顶层设计每一天都经受时间的考验、企业职工每一天都在光阴轮转中煎熬等待,那么改革到底却什么?
并轨是缺钱还是缺决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社会保险学会理事孙洁教授回答京华时报记者直言不讳地说,“并轨之难既难在制度设计,也难在资金保障”。他说,“制度设计关键在于如何保证机关
事业单位职工并轨后退休金不会出现大的下降,更难的是资金问题。统计数据显示,1990年,全国机关退休费用总额为59.5亿元,2005年达到1827.7亿元,增加30倍,年均递增25%。2006-2008年的平均增长率也高达18.7%,明显高于同期在岗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由于
公务员退休金替代率较高,加之待遇调整和在职人员的工资增长挂钩,财政和单位负担越来越重。随着
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退休人数逐年增多,公务员退休金支出逐年增加,势必进一步加重财政负担”。从机关
养老金支付角度看出公务员退休金的增长速度和财政的压力,如果再加上事业人员,财政支付养老金的人员达3000多万人(有说4000万),每年支付至少占去财政收入的10%-15%,财政的确有负担,但不能因为财政支付公职人员工资的压力“发泄”在对企业养老金的支付上,这样显然违背逻辑和情理。目前决定财政对企业养老金的支付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一是历史欠账应当清算,政府不能卸包袱;二是政府承担
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能推卸,受公平制约,既然不能降低机关事业养老金,就必须提高企业养老金,财政不能拿着纳税人的钱大笔大笔花在“自家人”的身上而丢掉创造财税的人,正与不干活的人吃饱饭、干活的人反而挨饿,明显政府责任不到位;三是财政的收支状况,2013年总收入达12万多亿,而支付
社保2669万亿,仅占2%,这与世界很多国家10%-30%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企业2%、加上机关事业15%也只有17%,进一步加大财政支付力度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况且机关事业改革以后个人缴费还分担了一定压力,至少减轻8%,也就是说财政支付养老金仅占总收入的9%左右。
养老并轨到底缺什么,我的拙见不在钱,而在决心,更在认识!到底怎样看待我们的缴费制度和怎样对待企业人养老始终没有形成共识。社保初次改革到底改了什么?它的初衷是改过去企业大包大揽为企业、个人、国家共同负责,而实际上只是政府卸包袱。企业与个人量化了责任,而政府要承担多少责任并没有规范到制度当中,特别是制度执行初期财政几乎“袖手旁观”。企业与个人缴费占工资的28%,这个比例已经很高了,在世界上少有先例,这么高的缴费替代率仅有50%左右,显然三足支撑缺了一条腿(或者弱化)。财政支付没有制度化,任凭决策者的好恶和判断用事,必然使制度的正常运转难以常态化保障。比如近几年财政支付的不同数额、以及10%养老金增长,谁能说出它的依据是什么;这样倾斜、那样调整对缓解矛盾起到多大作用?所以制度偏颇远不是仅仅机关缴费所能正轨的,必须有配套改革合力,从制度的科学性、规范性入手,从根本上解决群体之间的矛盾。怎样对待企业人养老,城镇职工养老水平由那些因素来决定,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决不能简单以市场化将矛盾“化了”。我们仍处在社会改革新老交替时期,历史的“惯性”还在不断规范、约束着制度建设,必须以客观、务实的态度正确对待历史遗留问题,正确处理不同时期、不同类群的各种利益关系。改革不能改掉机关的利益,同样改革也不能改掉企业的权利。一方面口口声声保机关,一方面又迟迟不给企业拿办法,改革到底要僵持到何久?要认识社保初次改革是有缺陷的,给了企业老人以不公正的对待,带来社会价值观严重变态,给和谐社会造成重创。
建议:希望决策者在本次
养老改革中,很好研究一下财政到底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并量化规范到制度中。企业年金要硬性推动,但比例要小,保证企业承担得起。比如说,企业承担20%统筹、个人8%账户积累,那么年金补充能否做到5%?财政支付能否达到10%?(通过专业财务运算)。在此基础上,根据财政收入和物价变动每年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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