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莉:您说的政府的责任应该怎么理解?
秦晖:所谓责任就是我们要政府做的。这个责任的意思绝不是说皇恩浩荡,政府做了一点我们就要感谢,他不做我们也不能跟他要,那不叫责任。
中国不能说以前没有福利,很少──像苏联福利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是有一点的。以前中国旧体制下的福利严格来说它不是民主国家意义上的福利,因为第一给不给得看他爱好,你是不能要的,如果他给你那是皇恩浩荡,但是如果他不给你,你也不能要。最典型的就是三年困难时期,那个时候政府如果给你发了馒头,你就得感谢,而且要哭要感谢毛主席多大的恩情,但是如果你饿死了,你也不能埋怨他。
假如是这个皇恩浩荡式的福利,那皇恩肯定是给对皇上有用的那些人,所以这种福利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往往给强势者的多,给弱势者的很少,就是说它是从上往下给福利,强势者在什么方面都是占便宜的。初始分配他占便宜,二次分配他还占便宜。而弱势者是各种分配都吃亏的,初始分配本来就低,二次分配他再吃亏,或者根本就没有。像以前的公费医疗,大部分农民都是没有的,主要是干部有。
袁莉:现在也还是很少。
秦晖:对。现在已经比以前好一点了,但还是很少。如果你把福利折成收入,就是比较二次分配以后的收入,你会发现比初始分配更不平等,这也是非宪政国家的一个特点。宪政国家就不可能是这样的,宪政国家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区别。比如说像欧洲很多国家,它是高福利,所谓高福利有两种含义,一种就是帮助弱势者的力度比较大,另一种不是帮助力度大,而是覆盖面比较广。像医疗保险在很多欧洲国家,包括英国都是全部覆盖的,但是在美国就只覆盖了18%的人,可美国虽然只覆盖了18%的人,但是这18%的人的确是弱势的, Medicaid、Medicare就是针对要么是很穷的人,要么是……
袁莉:上年纪的,65岁以上。
秦晖:对。美国各州还有一些健康纽约这一类的(福利),也是按照这种标准来的。而中国是正好相反的,在改革以前公费医疗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人能享受,但是那百分之十几的是最高层的人。
袁莉:那百分之十几是指城市居民吗?
秦晖:改革以前,说实在的只有职工有,连城市的职工家属都没有。当时城市的职工家属有一种类似于合作医疗一样的保障,但国家是不投钱的,就是互助式的那种。今天的情况,我看过一个数据,江苏省在2007年时,八千万的人口里,全额公费医疗只有14万人享有,那就是一定级别的干部了。它一年的医疗基金达到6000多块钱,那时江苏省农民的新农合应该是全国搞得最好的了,当时温家宝说,新农合每个农民应该达到50块钱,它已经达到75块钱了。
袁莉:超过了50%。
秦晖:对,超过了50%,这已经是全国最先进的了,它的覆盖率是95%,也是全国最高的。但还有一些人是根本没有的,即使有的也就给了75块钱,而那些干部,相当于他们的90倍。但就初始分配而言,他们的工资并没有农民收入的90倍,也就是说加进这个东西以后,他们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不是变小了。
住房也是一样,像欧洲很多国家,福利房的比重比较大,尤其是北欧很多人都住国家的房子,美国就很少很少。美国所谓的public apartment,后来因为很多都变成贫民窟,治安也很糟糕,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就不怎么提倡发展这个东西了。我看见一个材料说美国住public apartment,拿租房券、房租补贴这一类的,只有10%不到的人。
中国以前能够分房的人有多少?其实也不太多。农民肯定是没有人给你分房的,城里街道工厂普遍是不分房的,大企业说是分房,你往往是排几十年都排不到的。那时候一般的工人老实说是很难分房的,大部分都住在集体宿舍里头,能分房的人不会超过10%,可是那10%是反过来的。美国从来不会给总统分房的,但是可以给失业的黑人分房,当然这个数量也很少了。美国绝大部分地方申请public apartment的条件,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要是失业的,后来有人就说,我是在业的,但是收入低行不行?现在很多州在讨论这个问题,大部分州还是不允许的。
袁莉:美国人肯定不愿意,很多美国人最怕自己交的税给别人花。
秦晖:所以这是个典型的低福利国家。但是中国正好相反,分房的全都是有单位的人,而且基本上是官。假如你没有单位,不要说分房,连你自己盖个房子都是违章建筑。中国是禁止贫民窟的,你是穷人是不准有窟的,如果有窟那就是违章建筑,就要受到城管的暴力制裁的。国家不仅不给你福利,连自由都没有。住房无非就是这样,如果你是自由放任,那你就允许他们盖贫民窟,如果你是福利国家,那你就应该给他们提供保障。
中国实际上这两者是都不允许的,所以我说这就叫做“负福利”,它既不是高福利也不是低福利,而是一种相反的福利,它会增加不平等。对于这样一种状况,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的争论有什么意义呢?民主国家有谁会赞成负福利呢?
在这种背景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都可以发挥作用的。假如我是反福利的,那么我首先就应该指责统治者的福利,而不应该去指责老百姓的福利,因为老百姓根本就没什么福利;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主张中国应该有更多的福利,那么我应该特指这个福利就是给最穷的人,我不能允许公务员什么的去扩大福利。如果这两种人都能发挥作用,那中国就逐渐正常了,因为中国首先就会变成零福利。
虽然像江苏那种情况还是负福利,还是扩大不平等的,但这也是改革带来的一种进步,为什么说它是进步呢?因为虽然是负福利,但是负的程度没有以前那么高了。以前农民一分都没有的,现在不管怎么说,还有了75块钱。以前可能是“负高福利”,现在变成是“负低福利”。
负低福利其实是朝零福利在发展,所谓零福利不是没有福利,而是那个福利对不平等不起作用,它既不是扩大不平等的,也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如果我们改革朝这个方向推进的话,它最终就会变成零福利,进一步发展它就会变成正福利,到了正福利的时候才有高福利和低福利的争论。如果中国的福利变成正的了,那我们左派右派就可以争一下,到底是把这个正福利提到像瑞典那么高,还是像美国就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可如果是在负福利条件下,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怕就怕什么呢?怕就怕用的力度是相反的,比如说你讲减福利,首先就减掉老百姓的福利,当官的福利他不允许你减的,但是如果你讲加福利,他就加到当官的头上,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左还是右,你不是帮倒忙吗?
最典型的就是保障性住房政策,按照我的说法,它有两个最大的弊病。一是所谓的“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实际上就是变相给他们盖大房子,经济适用房动不动就两三百平米,而且只有公务员能够买,明显就是给当官的搞的,就是给当官的聚敛财富。你想现在的房价那么高,给他两百平米,那比任何国家的高工资都要高得离谱了,还说我们公务员是低工资,这怎么可能呢?但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城市的廉租房都是要有户口才能申请,也就是说新移民,真正的农民工是享受不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老市民中说实在是没有多少需求的。这个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城市里头的穷人基本上都是新移民,都是一进入城市以后就是穷的。
一般来讲,城市穷人就是进城不久的那些人。如果说保障性住房不管他,所谓的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经适房优先公务员,那这不就是典型的负福利吗?所以,在保障房问题上,如果我是个左派我就不能一般意义上提倡保障性住房,我就得说保障性住房就是得优先给农民工,而且尤其不能给公务员;反过来讲,如果我是个自由放任论者,那我就认为,公务员就该去买房,凭什么福利国家的弊病首先就反映在你的身上,你们当官的体现了福利病的最典型特征。
“秦晖访谈(二):负福利、零福利VS低福利、高福利”由中国社保网收集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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