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域福利与中国社区福利的政策与实践

日本社会正面临三个结构性社会危机。文章主要通过摆脱通货紧缩的连锁反应，半山区地区的复苏与地域福利计划，受灾地的重建创新，中国城市社区福利，后地域福利与社区福利四个议题，尤其是通过日本地域福利和中国社区福利的比较研究视角，指明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地域福利的四个未来发展方向：(1)地域社会的稳定——社会资本的积累；(2)地域协动的开展——社会治理的形成；(3)地域协动的开展——社会治理的形成；(4)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

  2011年3月11日，史无前例的东日本大地震与核电站爆炸事故发生以来已经过了1年了。现在最应该优先的是受灾者的生活重建和核电站事故尽早得到解决。现在在日本，与社会构造紧密相关的3个危机正在袭来。第一，主要是发达国家共同存在的超老龄社会和少子化、人口减少社会这种人口构造的危机；第二，通货紧缩经济萧条、日元升值、股票下跌带来的经济和财政、社会保障的危机；第三，老年人介护和孤立化、家庭暴力、自杀、犯罪、压力等福利问题不断产生的社会体系或家庭、社区的持续可能性的危机。本文通过日本的地域福利和中国的社区福利的比较研究，对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地域福利的航向进行思考。

一、摆脱通货紧编的连锁反应

当今社会福利领域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堆积如山。现代社会中的福利问题在原本就有的不稳定的生活或介护、育儿、残疾人的烦恼等福利问题之上，又增加了新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外国人的生活问题或社区的人际关系、闭门不出、DV或虐待等诸多问题。

图1 全球化中的区域复苏-从恶性循环向良性循环的方向 全球化

在日本，1990年代开始由于“失去的10年”带来的年轻一代、老年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之外，到2006年为止实施的小泉构造改革以及之后的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带来的“失去的10年”拉大了日本区域间差距、代际差距、收入差距。对地方经济、居民生活来说，这“失去的20年”是通货紧缩导致通货紧缩的连锁反应的构造(经济不景气商品销售不出去→企业降价销售→降价销售的话就必须削减成本→企业减薪裁员→被减薪的员工和被裁员工购买能力下降→企业越发降价销售→越降价销售越需要减薪裁员)被固定化了。然后，“大骨方针2007”中提出国际竞争力、提高生产效率、技术革新、创新等，都是一味的提高经济发展力的关键词。国际竞争力的强化，对全球竞争时代的市场来说当然是生死攸关的课题，为此提高生产效率也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市场的合理性选择”也是引起国民生活、家庭关系或地域社会不稳定化(导致自由打工者的固定化→导致穷忙族的出现→带来差距社会→激发出社会不稳定现象→犯罪率上升→地域社会共同体瓦解)的重要因素。需要政府选择区别于因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新自由主义的相对优越地位”或“市场的合理性选择”的社会政策。即，能够促进上述经济成长的积极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与实践。例如，为了提高女性就业率、提高生产性充实托儿所或老年人介护福利机构、居家介护服务、改善介护劳动的薪酬标准等，其结果和少子化相关，也和经济成长相衔接。并且，对大震灾或核电站爆炸事故的应对也是一样，地方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是“市场的合理性选择”带来的地区经济衰退所导致的自治体财政危机的重建，并恢复面临瓦解的地域社会的稳定形势。这些工作需要地域福利的政策与实践来扎实的进行贯彻实施。

二、半山区地区的复苏与地域福利计划

在日本，1947-1949年每年约有270万人出生，形成了人口高峰的一代。在其次的人口高峰即第2次婴儿潮(1971-74年)的时期，每年有200万人以上出生。这一代被计算在生产年龄人口是从1980年到1995年之间，这个时期正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即“人口红利”现象的恩惠。这个大型人口的一代牵动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型的经济成长，成为激活社会的原动力。但是，膨胀的生产年龄层在不久的将来成为老年人口，加上少子化的加剧，这次劳动人口(生产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这就是“人口负荷(包袱)”。需要重视人口减少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即，人口减少社会意味着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这也会带来人均收入的减少、人手不足、社会保障费用负担高涨。在日本社会整体进入人口减少社会的今天，政府和地方自治体应该通过正统的经济政策(通过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融合来培养第六产业)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政策(安全网)来应对。首先，提高就业率、提高劳动生产性、把人力投向更具有成长力的领域等，这些都是人口减少社会里需要更加认真投入的工作。

图2为了实现区域复苏的地域福利计划-政府与市场的新的协动对于半山区地区的地方自治体来说的地域福利计划是为了达到控制人口外流，构建与人口减少相称的社会体系的战略。第一个战略是应对人口减少问题。这需要尊重在那里一直居住生活的居民的意志，需要完善维持居家生活功能的社会基础。但是人口减少对公共服务的影响很大，人均负担会增加。公共服务水平的维持和生活基础的完善里需要对“公平性”和“税的分配”达成一致的意见。并且，是为维持可持续性的村落生活(①社区公交车的运行；②家、田地、墓地的保全；③对福利、医疗、教育的知情使用；④介护、育儿等提供生活帮助)不可欠缺的。这些是建设“地方政府和准市场”的新的关系。第二个战略是应对人口外流。社会弱者能够在那个社区继续生活需要包括住房和街区在内的公共空间的完善。在包括社会弱者在内的社区居民的稳定生活基础的公共空间里，需要地域福利的“资源”(电车站、商店街、市场、邮局、公共厕所等)和“空间”(居民聚集的住宅或街区的空间建设、万能咨询站、代际交流设施、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的交流空间等)的再次形成。在这里，另一方面需要①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生气勃勃生活的街区；②对社会弱者方便的当地产业的激活；③通过自然与传统文化、农业进行区域名牌的开发和流通；④通过综合这些开发包括社会弱者在内的区域就业。因此，为了激活区域经济，在某方面要追求“效率性”。这些需要生产结合“政府(中央·地方)和市场、准市场”的新型公共产品。并且，同时实施这两个战略，使以往的“公平与效率”的相对立的关系，在不排斥社会弱者的条件下，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实现“公平与效率”并存的正是地域福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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