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凌：中国养老模式的变革与金融结构前瞻

　字体小大时间：2014-07-16来源：中国社保网编辑：社保网-夏宇

【导读】: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的保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模式。传统的家国一体思想使得家庭保障成为我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并形成了独特的家庭养老模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政治形态的变革，我国的养老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传统的家庭成员养老模式逐渐发展出新的特点，并呈现出家庭财产养老与社...

作为一个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模式。传统的家国一体思想使得家庭保障成为我国保障制度的核心，并形成了独特的家庭养老模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和政治形态的变革，我国的养老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传统的家庭成员养老模式逐渐发展出新的特点，并呈现出家庭财产养老与社会化养老共同发展的态势，这将推动中国财政金融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

一、传统家庭养老难以为继

传统的养老是一种代际间的养老转移，它以家庭为载体，通过“父母养育子女、子女赡养父母”的反馈模式，自然地实现保障功能、完成养老过程。

我国自西汉以来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尊老敬老的孝文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赡养老人是儒家思想的伦理要求，“百善孝为先”、“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观念深入人心，不赡养父母的子女将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法律的制裁。家庭养老这种反馈模式可以很好地促进代际交流，给予老年人很好的精神、物质照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整体社会成本。因此，几千年来以“养儿防老”为主要特点的家庭养老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我国的养老问题。

但是，随着1982年将计划生育定位为基本国策、200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法》以及近年来全社会医疗水平的提高，我国平稳渡过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人口生育高峰进入到目前的低生育发展阶段，人口结构也发生急剧变化，导致单纯由子女供养老人的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也面临着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

首先，从宏观看，我国社会呈现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后代家庭财富的积累和代际转移难以完全支撑家庭养老需求。虽然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人均GDP仍然较低，仅为发达国家的20%左右。与此同时，我国早在2001年底 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比重就达7.1%，根据国际标准（7%），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此后，我国老龄化程度逐年加剧，2013年底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9.7%。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意味着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和赡养年限大幅增长，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下，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支撑持续增长的养老需求。而据联合国预测，到204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占总人口的28%，老年人将达到3.97亿人，超过目前德法日英总和。近四亿老年人的老年生活不可能完全依靠家庭内部的财富转移，相对年轻的劳动人口也不可能依靠个人薪资收入完全负担养老重担。

其次，从微观看，家庭人口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老年抚养比急剧上升。过去，每个城市家庭有3-4个子女，即6-8个人赡养4位老人，家庭一般子女数更多，年轻人的养老负担比城市更小。但是，近三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和观念改变导致生育率持续下降，导致我国的家庭人口规模下降，而社会生产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促使人口平均寿命延长，子女的养老负担更重。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降到2以下，低于国际公认的代际更替生育水平（2.1）；人均预期寿命为74.83岁，比10年前提高了3.43岁。与此同时，城乡家庭人口规模明显下降，2012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为3.14人/户，显著低于1985年的户均4.33人。“421”型的三代家庭供养结构已成为社会主流。根据《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目前我国老年抚养比已达到21.58%（如果扣除15岁至64岁非就业人口，按照实际劳动人口计算，老年抚养比会更高），未来随着人均寿命的提高，老年抚养比将进一步上升，纯粹由子女供养的家庭养老模式将给后代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子女也无精力像过去那样为父母提供全方位的精神抚慰，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譬如空巢老人现象，或者重病双亲家庭负担过重导致子女难以组建小家庭。

最后，纯粹由子女供养的家庭养老模式难以解决目前我国养老的多重不均衡问题。单纯的家庭养老模式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完全取决于家庭尤其是子女的经济实力和供养意愿，子女经济来源是否稳定，收入高低，子女孝顺与否，使不同家庭老人的养老水平差距很大。老年人完全依靠子女经济供养、精神照顾来安度晚年生活，存在较高的未知风险。在子女经济来源方面，目前全社会财富分配差距、农村与城市之间、机关企事业单位之间、城镇不同行业和岗位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不同家庭的子女经济实力差距过大，直接影响了各家庭老人的生活质量。

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13年为0.473，在2008年最高曾达到0.491，不但远高于西欧、北欧等发达国家[ 2011年，基尼系数低于0.25的是瑞典，介于0.25-0.29的是德国、挪威、丹麦、芬兰、冰岛等，介于0.3-0.34 的有英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介于0.35-0.39的包括日本、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介于0.4-0.45的有俄罗斯、菲律宾等。]，甚至也高于印度、越南、菲律宾等亚洲发展中国家。2013年，城镇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0万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8896元，前者是后者的3.04倍。截至2014年3月，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国有员工的季度工资达13780元，城镇集体企业的员工季度工资为10092元，比前者低26.8%。2013年，在各行业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人均99659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人均25820元，前者是后者的3.86倍。2013年，规模以上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在不同岗位间最高是最低的2.73倍。由于各群体劳动者人均收入存在较大差异，单纯依靠子女供养而无其他经济来源的养老模式将使老年人生活生平产生较大差距，使得社会公平原则面临着巨大挑战。

二、完全社会化养老尚难实现

综上所述，纯粹由子女供养的养老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借助社会化养老的推进，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但另一方面，若在我国实行完全社会化养老，也是经济发展水平无法负荷的，不符合我国国情。

社会化养老是指通过社会保险、退休金制度、社会养老设施等社会方式来完成养老过程的养老模式。社会化养老是伴随着社会发展到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以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劳动雇佣制度的出现为经济基础，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管理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目前，完全社会化养老模式主要应用于北欧等发达国家，但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在20世纪50-70年代，欧洲国家实行福利国家政策，劳资关系缓和，老年高质量生活得到保障，但这种模式也暴露出诸多问题，如支出日益扩大，政府财政负担和企业税负过重等。1981年，瑞典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的48.4%，政府支出的迅速扩张造成巨额财政赤字和国债。1981年，瑞典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累计达531亿瑞典克朗，财政赤字占GDP的9.3%。为弥补巨额赤字，各级政府不得不扩大国债规模。瑞典国债总额从1973年底的360亿激增到1982年底的2728亿瑞典克朗，在9年内增长66倍。国债占GNP的比重从1974年17.7%，提高到1982年的51%。

财政开支的增加必然要求加重税负。1973年，瑞典税收在GDP中的比重为39.18%，到1982年上升到49.16%。沉重税负导致企业资本积累有限，使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大受影响，产品竞争力下降。

发达国家的“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政府财力更弱，完全社会化养老几乎无法实现。我国人均经济实力严重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很多中等收入国家，社会化养老起步晚，深度严重欠缺，养老产业准备不足，因此目前还无法实行完全社会化养老。

首先，我国老年人基数庞大，养老负担太重，政府财力不足以支撑完全社会化养老模式。截至201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已经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3%。未来10年，中国老龄人口每年大约要增加1000万人，到2050年全国老龄人口将超过总人口的1/3。我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巨大的社会化养老压力。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也曾由财政完全兜底，在城市中实行在职职工的退休金制度，解决城镇在职职工养老问题。开放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推进，雇佣关系的多样化，原先的财政兜底的社会保障模式已不适应经济发展，而且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也使财政不堪重负。

其次，我国社会化养老起步较晚，广度尚未完全覆盖，深度严重不足。近年我国养老保障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但是城市企业职工替代率[ 养老金替代率，是指劳动者退休时的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较低，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更低。根据2013年社科院白皮书相关数据，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给付水平经过10年连续调整，目前月均仅2000元，平均养老金替代率从改革初期的60%多下降到40%左右，低于国际劳工组织1952年《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规定的55%的警戒线，城镇和农村居民的基本养老金水平则更低。目前，世界上实行养老保障的国家中，78%的国家的养老金替代率高于60%，替代率在40%的仅有6个国家，低于40%的只有海地（33%）。可见中国的养老金给付水平在世界上位于后列。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2013年行政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月均退休工资为2642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为2067元/月，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为1171元/月，而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金额仅为194元/月。

最后，从我国养老产业来看，对老龄化社会到来准备不足，只能承接极少数老人的养老服务保障。到2012年，我国仅有4.43万个提供住宿的养老服务机构，床位417万张，收养近300万人，每千名老人拥有21张床位。到2014年3月，养老床位仅增至506万张，每千名老人25张，而中等收入国家为70张。

因此，我国目前尚无条件实行完全的社会化养老模式，将来也只能随着经济发展在家族养老基础上不断加大社会养老投入，促进社会化养老的发展，同时通过收入分配体系、舆论道德体系、新型养老模式的建设和完善，促进家庭养老的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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