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8日下午,季允石主任在全国政协礼堂金厅支持召开养老模式与顶层设计座谈会,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作主题发言。
以下是发言实录
贾 康:谢谢季主任,尊敬的卢主席和在座的各位领导、各位委员、各位嘉宾,我抓紧时间,就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养老模式与顶层设计,谈一下我自己做研究者的三层看法。
第一,“养老模式及其顶层设计”所关联的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挑战,中国是有可能形成后发优势的。人类社会的养老模式现在还在演变、探索和创新之中,观察下来,发达经济体的所谓福利国家,已有多年的发展,起步比我们早,经验比我们丰富。中国就现状来看是远远落后的。但是,在进一步发展中间,却确实有后发优势,就是一些经验性的、技术性的东西,我们可以借鉴他山之石,少走弯路,加快推进。在这方面,又有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导向”的压力,就是中国老龄化社会是出现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收入总体上还只是中等收入阶段,但人口结构已经直逼发达经济体了,我们不加快建设养老体系不行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压力也可能转成我们的动力。现在中央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整个社会供给体系的效率、质量、能力的提升,里面就可以有机地包含我们应该迅速发展起来的养老体系。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主体做了国际经验的考察和积极借鉴国际经验的实践。
第二,结合考虑顶层设计,一些不同的养老模式可做初步的梳理。总体上应该对不同的模式给予鼓励,继续积极向前探索,把国际经验借鉴和我们自己本土经验结合起来,争取发展得更好。似乎可分这么几个角度,第一是传统的机构养老,必须更细化分层。社会中考察,最托底的是原来所说的农村区域的“五保户”,城市也有这样的“鳏寡孤独”者,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收入,或者收入很低,养老院必须由政府财政支持,这种称为福利院的托底层面的机构,需要形成使底层养老需求、特别困难的弱势群体也能够得到养老服务的供给能力。还有平民化的养老机构层面,这个层面上的养老机构,在政府给出一些政策支持的同时,当然要更多对接市场力量了——社会政策福利托底的主体力量就必须由政府规划提供,可以吸引公益慈善组织、社会力量来作辅助性的支持,而到了平民化层面,市场力量支持的可能要多一些了。再往上,还可以粗分两个层次,首先是中高端的养老机构,这个层面的市场主体介入进来,是要投资取得回报的,而且很多企业界人士认为这样做相对有把握和可行经验,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在满足自己投资回报的同时,企业在商言商的立场上的综合效应,又有利于全社会。至于到了高端,我认为也应该承认中国社会的现代市场体系里应当容纳高端的机构养老形态,它也是多样化模式里面的一个组成部分。按我的理解,如果粗粗分四个层次的话,所有层次上都必须实现医养结合,不可能只有养没有医,包括在最底层,医疗服务在托底的意义上也要跟上。另外一个模式就是所谓社区养老。我们看过一些社区,包括新疆克拉玛依那边都看过,有一些做得象模象样。我理解的社区养老就是日托为主,家庭里还有别人,但是家里人不可能全程照护老人,就像小孩日托一样,老人也可以日托,在社区里面就近入托,还可以提高生活质量,也满足了社会中一部分养老方面的需要。第三是居家养老。几年以前我们听到这方面的信息,当时有一位“海归人士”在北京市申请要开办居家养老的公司,政府方面热情接待,但发现找不到注册的名目,就特事特办,专门设立了一个名目,允许这家公司开办。当时也有媒体的报道,据说开局不错,但后来没有听到进一步的信息,我知道这方面已有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另外这样的归国创业者也会认真组建自己的团队,但是运营风险也是有的,进一家一户去做居家养老的服务,如果出了岔子特别是事故以后,可能每一件事都非常棘手,但是这方面一定要积极探索。第四,似乎社会上还需要有一种“临终关怀医院”式的养老供给,到了人生最后的阶段,很难说这个事情由政府包揽方式就能够解决好,还是要鼓励社会上的民办医院,联合可能有的慈善机构、公益机构、志愿者组织等提供这种类型的服务,使最后老人离世之前得到临终关怀。第五,还有一个综合的模式,我们可以称为养生养老园区。我调研中接触到一些案例,比如政协杂志社和合众优年社区联合举办的武汉园区现场调查研讨,那里是借鉴美国太阳城的经验;前些天又到北京郊区看过泰康人寿在昌平做的燕园,全国不少地方已有泰康人寿发展的比较高端的养老园区。另外前一段时间我们在调研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时注意到山东嘉祥有一个九顶山项目,是结合当地开山采石以后必须恢复生态环境,利用山区的地势地貌,给出一个通盘的规划,政府和企业合作建设一个养生养老的园区,已经正式列入财政部第二批PPP示范项目。这样的养生养老园区模式中,项目一般都有一定规模,对接养医结合就很有希望了,在这方面值得努力及早形成一些相对成型的经验,而且这一模式在回应社会诉求方面,也可能区分不同的层次——当然,它最主要的还是首先在与跟市场较容易对接的中高层次上,提供比较有效的供给。
最后一层,谈一下我怎么理解顶层规划。我认为有这样几个角度:第一是政府推动养老事业、产业多样化创新发展的相关信息充分交流。因为社会各方一般情况先下得到的养老方面创新发展的信息还是明显不足的。比如我作为一个研究者,天天看各种各样的信息资料,但如果我不特别听到人介绍、不特别找到机缘,我不知道有合众优年、有燕园,也不一定注意到山东还有一个九顶山项目,但是政府综合部门毕竟信息很全,能不能推动建设一种既服务顶层规划又服务社会各方并动态优化的的信息平台,这个平台上的信息可充分地向方方面面推荐,推荐以后还要促进交流。第二是在政府规划方面形成一个很清晰的“多规合一、规划先行”的框架。现在不光说养老,整个中国的发展已经看得很清楚,理性的供给管理之责,政府当仁不让,首先必须承担的是牵头做通盘的规划,像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就是“问题导向”下新一轮打破行政边界、打破专门规划的局限,把所有规划结合在一起掌握好的一种顶层规划。我们讨论的养老似乎也是这样,势必也会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开发规划、城乡建设规划、公交体系规划、医院与学校布局规划、环境保护规划,以及财政资金的中期规划,等等,所有这些事过去我们都已有部门负责,但是九龙治水,协调很差。现在我们为争取养老形成后发优势,少不了政府多规合一、规划先行这方面的努力。当然规划后边带起来的就是把各种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养老要土地,要资金,要培养人才,等等,规划都可以涵盖。养老事业的一个个点状的硬件项目建设,与网状的比如公交体系的连接等等,统统都应在规划里覆盖。第三,模式创新中的总结和示范,已经开始形成一些基本的规则,比如政府做什么、市场做什么,应有一个基本顺序,就是市场能解决的要交给市场;但是不要以为简单交给市场这个事情就能做好,政府是在首先尊重市场、而且对市场的规律要进一步加以理解的同时,注意怎么样弥补市场失灵。在有些事情交给市场的同时,匹配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比如我认为顶层规划是只能由政府牵头做好的,不可能靠市场主体试错去解决。但是顶层规划也不应只是政府的人自己大包大揽地来做,还是要牵头组织动员所有相关的专业人士,包括体制外的人士,包括国际上能调动的力量,以及市场一线人士,一起优化这种顶层规划。最后一条,在土地供给、税收待遇等等方面要有适当优惠,这个优惠未必只对最低端,只要发展中有必要,中端的、高端的为什么不能考虑在供地和实施中给予一些必要的优惠呢?这些可以通盘考虑。再有在专业培训、资金支持方面,特别是在PPP这样一个可以打开创新空间的事项上,我认为在规划里要作为重点。
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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