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关于偏高的“五险一金” 改革分析

偏高的“五险一金” 如何改革

针对有报告称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五险一金”的支出负担过重且税负过高，有专家认为，对“五险一金”的改革，需要很多与社保服务措施相配套的细则，涉及到利益调整的因素非常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降低税率标准的数字游戏，而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制度方面的调整

8月30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联合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发布《2015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上半年)》报告，称近八成企业家认为“五险一金”的支出负担过重且税负过高。

针对“五险一金”过高的费率，财经评论员刘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单一调低费率缴纳标准的方式并不科学。对“五险一金”的改革，需要很多与社保服务措施相配套的细则，包括财税改革、企业减负、政府职能转型等问题都要考虑到，涉及到利益调整的因素非常复杂。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降低税率标准的数字游戏，而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制度方面的调整。”刘艳表示。

刘艳认为，下一步的政策制定，最核心的工作是建立企业的专项基金和大数据的联网平台。通过大数据联网，可以对企业在税务、工商、公积金等方面的行为进行监督，也能根据企业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更好地发挥专项基金的作用。但无论是哪项工作，企业都是整个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对于企业而言，比‘五险一金’压力更大的是过重的税负和一些隐性成本。如果这些负担能够减去，企业将有更多的钱给员工购买社保。这会实现多赢的目的，既有利于企业经营，也有利于促进就业，既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还能推动社保体系的完善。”刘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社保费率总体偏高

我国城镇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中，“五险”指的是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通常称之为“社保”;“一金”是指住房公积金。

李建(化名)是河北某地一家中小企业的负责人，公司的员工不到10人。他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坦言，在当前市场行情不好的情况下，“五险一金”带来的压力更加明显。

“现在用的多是临时工，上一天班给一天的钱，年底再发点奖金，没有交‘五险一金’。这样企业压力小，员工到手的钱多，双方都能接受。”李建说。

不仅是李建这样的中小企业，一些大企业也会在社保缴纳上“做文章”。《法治周末》曾在2014年7月2日刊发《绫致公司：少缴社保引发劳动纠纷潮》，对绫致时装(天津)有限公司与员工之间的纠纷进行了报道。绫致公司是丹麦BESTSELLER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旗下拥有JACK&JONES，ONLY，SELECTED，VERO MODA等品牌。

“不可否认，在目前我国经济处于下行通道的时期，众多企业本身已经肩负着相对较高的税负负担，同时还需长期扛着占工资比例较高的‘五险一金’支出，确实疲惫。”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单菁菁表示，这甚至造成部分企业尤其是使用农民工占比较高的企业通过漏缴、少缴社保费用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现象频现。

在去年12月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表示，现在的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企业觉得负担重。工资总额是指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直接支付给全部职工的报酬总额，并非职工个人所得工资。

企业在多交钱的同时，员工到手的钱也在变少。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育彪就以深圳为例算了一笔账：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为22%;医疗保险为8.7%;失业保险2%;工伤保险0.8%;住房公积金则为10%至40%之间，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最低缴纳10%;以上“五险一金”合计最低缴纳比例约为43.5%。也就是说，企业给员工加薪100元，员工所得拿不到60元。

“目前我们国家各项社会保险的总费率超过40%，总体是偏高的。”今年1月23日，人社部有关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样的缴费比例在全球也属偏高。同样关注这个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谢子龙通过调查了解到，在全球125个国家中，缴费比例超过40%的只有11个国家，除了中国，其他10个都是高福利的欧洲国家。

养老保险与公积金负担感最重

刘艳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人们对于“五险一金”负担重的感受，除了缴费过高带来的经济压力，更主要的是担心将来的收益与当下的付出不对等。在“五险一金”中，养老保险与公积金带来的这种负担感最重。

人们对于养老保险负担重的感受在于支付的过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中心研究员封进指出，我国企业社保缴费比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其中最高的缴费项目就是养老保险，占到20%。

封进介绍，1997年国务院26号文，规定企业统一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但由于此前我国没有社保制度，企业和职工从未缴纳过社保，所以当时的退休人员的社保账户成了“空账”。为了有充足的财力赡养企业已退休的人员，填补财政“窟窿”，我国的养老保险就规定为20%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缴费比率。

“我国养老保险历史欠账问题没有解决，已退休职工的养老金需要由在职职工负担，而在职职工还要为自己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缴费。”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副院长郑春荣副教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欠账问题是导致其费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郑春荣认为，导致养老保险费率过高的原因还有其他因素，包括：缴费基数不实，许多参保人实际工资远高于缴费基数;中断缴费的参保人数量较多，造成缴费人群的负担较重;退休年龄较低;地方政府缺乏养老保险征缴的积极性，认为严格征缴会影响招商引资。

公积金最让人诟病之处则是使用率低。

截至2014年年底，住房公积金已经覆盖全国1.1亿城镇职工，总额超过7.03亿元。在刘艳看来，与养老保险相比，公积金交的额度也不算低，但在使用率上，却比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差很多。人们对于公积金负担重的感受，不是感觉钱不应该缴纳，而是认为自己缴纳之后不能享受到相应的回报。

刘艳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公积金使用率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因为不能全国联网而导致的资源浪费。公积金如果不能联网使用，人们进行跨地区择业时，就只能重新计算公积金，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也变相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小金库。

直到今年3月，全国主要100个城市住房公积金才基本实现联网监控。而这一被住建部推动的工作，从计划到实现耗时3年，其间更是被至少3次推迟。

“尽管这样，也只是实现了全国主要100个城市的信息联网。公积金不能全国联网使用，不仅造成大量社保资源的流失，也降低了大家缴纳费用的意愿。”刘艳说。

诸多复杂的利益调整

“企业和个人同时感觉到负担重和不公平，是对社保的满意度和公平感最直接的信息反馈。此时，就应该对这项社会政策的不合理之处进行反思。”在刘艳看来，“五险一金”从对应的种类上来讲，是符合国情的，但是总体的比例控制可能还不是特别科学。

马凯在上述会议上坦言，问题的解决有些难度，现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这又是一个矛盾。“一方面企业反映缴费水平太高，一方面降低缴费水平又会影响当期的收入，这个两难矛盾怎么解决，需要研究。”

事实上，“五险一金”的改革，并不只是解决上述两个矛盾。

刘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五险一金”的改革不仅涉及到个人的生活水平，还涉及到诸多复杂的利益调整因素，不是一个简单的降低税率标准的数字游戏，而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社会制度方面的调整。

“以医疗保险为例，基本医保制度覆盖人数已经超过了13亿人，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今年的工作是全面推行大病医保制度。医疗保险需要从普及向高质量转变，而这也需要长时间的过程才能完成。如果降低费率，势必会影响到这方面的进展。”刘艳向法治周末记者强调，单一的调低费率缴纳标准的提议并不科学，会影响到福利。

“社会平均工资的认定不够科学合理，致使低收入人群感觉社保缴费负担重，这就需要调整薪酬结构;企业负担重，是因为在‘五险一金’之外，承担了过高的税负和其他隐性成本，在还未享受到福利的时候就被税费压垮，这就需要继续‘减税降费’的改革;公积金的症结在于资源浪费与效率低下，既要继续公积金全国联网的工程建设，也要加强服务意识以提升人们的满意度，这就需要加强政府职能转型。”刘艳对法治周末记者指出，改革势必会涉及到财税改革、企业减负、职能转型等多个领域。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也认为，不能笼统地降低缴费率，因为会影响待遇。更应该通过提高统筹层次和规模效应来降低社保成本，在保证既定替代率基础上，可以考虑一定程度上降低费率。

刘艳认为，目前来看，直接降低“五险一金”的费率空间并不大，但可以通过提升员工收入、减轻企业负担等方式，来减轻“五险一金”所带来的负重感。

“员工涨工资要建立在企业赢利的基础上，而企业赢利则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减轻负担。因此，针对企业进行减负，成为整个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刘艳说。

刘艳认为，在下一步的政策制定中，最核心的工作是建立企业的专项基金和大数据的联网平台。利用大数据把社保和企业的实际经营成本的信息关联起来，将社保公司、税务、工商等信息在互联网的基础之上设定出一个警戒参考值，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决策依据。同时，利用大数据的信息，更好地发挥企业的专项基金，通过补贴和补助的方式，给予中小企业特别是创投企业相应的扶持。这种差异化的扶持力度，将会给予依法缴纳费用的企业更好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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