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养老：在传统与现实之间突围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传统的“养儿防老”和基于社会保障与市场行为的自我养老、社会养老正在形成多元化格局，共同迎接银发浪潮的到来。

一个农村老太的“候鸟式生存”

火苗渐渐地小了，坐在灶塘边打盹儿的孔庆貌老人似乎清醒了许多，双手从袖筒里抽出来，拿起火钳捅一捅即将燃尽的柴火。火星四溅，但是寒意依然阵阵袭来。

在她身后3米处的墙角里，木柴整整齐齐，堆得齐胸高，这是在外工作的儿子买来给她过冬的，她本能地嫌花了钱，总舍不得添柴火。

她抬起混浊的眼睛，望了望四周。灯光昏暗，已经被熏黑的房子一片沉寂。

快过年了吧，孩子们怎么还没有回家？是不是大雪封路了？

老人曾经生了6个儿子。老二老三在60年代下河摸鱼溺水夭折，剩下的四个都出人头地，政府给分配了工作。十几年前，老伴去世，她就跟着退休教师老大在老家生活。后来，老大病故，老四将她接到了省城武汉。

老人不记得自己在武汉住了多久，她惟一记得的，是老四又去世了。然后，老五、老幺将她接到家里住了段时间。她不习惯像牢狱一样的防盗门，也不会使用燃气灶，看不懂电视，整天嚷嚷着要回农村老家。儿子只好将她送回来了。

老太太身体还算硬朗，而且耳聪目明，口齿伶俐，只是记忆力大不如从前。自从老伴去世后，她的脑子就装不下新东西了。每年春节，孙辈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向她这个老奶奶拜年的时候，她总是抓着年轻人的手，上下打量，然后问：“这是谁家的孩子？”开始，年轻人都会耐心地介绍自己是谁，但是一两分钟以后，她又会重复：“阿弟，你是哪个的孩子？”

重复三四次以后，年轻人都不耐烦了，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找个借口逃开，或者三五个人凑在别处分享“奶奶健忘”的典故。

孔庆貌老人喜欢给孙子们讲自己年轻时的故事。虽然她在6岁就因父母被日本人炸死而成了孤儿，9岁就被婶婶送到这个陌生家庭里当了童养媳，但是她生长于私塾家庭，曾经上过几年学堂，是村子里为数不多的识得几个字、背得几句古诗的妇女，因为这个，解放后她还当了妇女队长，风光了好多年。

到现在，老太太依然是村里老人羡慕的对象：家里米、面、肉、蛋不断，完全不用像其他农村老人一样还要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土里刨食；偶尔得个头晕感冒之类的小病，捎个话到村里诊所，医生就会上门给她打针吃药。老人从来不担心医疗费，那是儿子们的事情。

但是，老太太有时候觉得孤独、烦躁。回到老家后，儿子媳妇每月凑600元钱，托付邻居照料她的饮食起居。也许是人老了，疑心重，她常常在村里散布谣言，说邻居贪污了她的养老钱，后来，村里没有人愿意照顾她了。

孔庆貌老人又回到了防盗门里的世界。儿子媳妇在外面上班，孙子上学，每天她一个人呆在家里，无所事事，院子里也有很多老人，但是她听不懂他们的话，人家也不搭理她。

在武汉住了30天，老人又折腾着回到了老家宅院里。这座房子有近百年的历史，是日本鬼子放火烧村子时幸存下来的，很大、很空，寂静得吓人。尽管活了几十年离家几乎没有锁过门，但是独居久了，她时常怀疑有小偷，吓得不敢入睡。

孩子们曾经商量着送她到县城里的养老院去，老人死活不同意。虽然健忘，但是她记得很清楚，老人院是给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住的，自古就说“养儿防老”，自己儿孙满堂，怎么能去那里？这不是对后人的诅咒吗？

这个88岁的老太太，似乎只能守着这个百年老宅，伴着一熄一灭的火塘，度过漫漫寒冬了。但是，开春以后，她要不要再跟儿子们去武汉？

居家养老面临“空巢”困境

像孔庆貌这样，既不能适应城市生活、又拒绝去养老院被“集中供养”的老人，已经成为一个数量庞大但常常被忽视的群体：“空巢老人”。

“空巢老人”一般指无子女或子女离家后的中老年夫妇。据全国老龄办2007年12月17日发布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2006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增长到1.49亿，占总人口比例11.3％。城市地区的纯老户（空巢户）为49.7％（其中单身孤老户8.3％，夫妻户41.4％）；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占50.3％；农村地区的纯老户（空巢户）38.3％（其中单身孤老户9.3％，夫妻户29.0％），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居住的占61.7％。

其中，城市中老年人表示愿意与子女住在一起的为37.1％，愿意入住养老机构的为16.1％；农村中的这两项比例分别为54.5％和15.2％。

目前，我国的养老方式包括居家养老、社区/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三大类，其中居家养老是最传统、最普遍的方式。在这种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可以生活在自己所熟悉的住所和环境中，同时政府也不需花过多的资金建设集中的养老机构和设施。

在理想状态中，居家养老要求老年人所生活的社区提供各种上门服务，如为老人提供购物、清扫、护理等日常的生活照料。可是，现实中，在中国大多地方，与之相配套的社区服务远远达不到要求。虽然大城市很多社区都建了老年服务中心，但是，记者发现，有些老年服务中心被管理部门租出去了，有的变成了婚介所，有的变成了家政服务中心，全是盈利的。另外，那些“名副其实”的社区老年服务中心，几乎没有专业的老年社会工作者，大多只是接受过短期上岗培训，其中有很多还是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失业人员。这些状况令居家养老的质量大打折扣。

在传统文化里，长者们尤其重视天伦之乐、儿孙满堂；但是，他们对老年生活的梦想已经被现代社会的现实击得粉碎：计划生育国策导致独生子女核心化家庭越来越普遍，同时年轻人崇尚自由生活方式，社会的家庭观念逐步淡薄……不可避免的，我国“空巢老人”日益增多，“空巢”而引起的问题也越来越令人震惊。

近日在北京潘家园，一位80岁的失明老太太，因为请求保姆在家过年未被答应，而选择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专家认为，这起事件折射出“空巢老人”内心的孤独无助。

在城市里，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上具备自我养老能力的老年人在逐步增多。而在经济欠发达农村，空巢老人的生存状况更令人担忧。

据甘肃省老龄委发布的数据，目前该省有219.45万老年人生活在农村，有76.8万空巢家庭老年人生活照料存在问题，其中有23.8％计52.2万人非常担心需要时没有人照料，有23.65％没有诉说心事的人，感觉目前没有经济保障的占62.99％。在全省农村老年人中，因病家人没时间陪同未治的占11.76％，其中多数是空巢老人；日常生活中，7.22％的老年人用品购置无法得到子女帮助；享受村里组织的上门服务、护理、看病的老年人仅占0.21％、1.20％、22.24％，但需求上门的比例远远超过已用比例；全省农村老年人口尤其空巢老人常常感到孤独的占39.63％，感到无依无靠的占24.44％；没有存养老金的达98.51％。

2006年底，重庆市全市农村有60岁以上老年人口310多万人，空巢老人家庭数已占到农村老人家庭的56.7％。重庆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分析，导致该市农村老人空巢率上升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

一是农村居民生活得到改善和提高，一些老年人同子女分居生活；二是两代人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等，造成一些老年人和子女难以共同生活在一起；三是一些农民带着妻子外出务工挣钱和在外安家，留下父母；四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和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一些老年人想单独居住；五是一些子女不孝，老人无靠，或无儿女的孤寡老人。

调查分析显示，农村空巢老人家庭的增加，造成农村土地撂荒严重、这些家庭住房破损严重和隔代教育困难、这些老人生活质量下降等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说，城市和农村空巢老人的比例都有较快增长，这已成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对此，全国老龄办已将其作为专门课题进行研究。

“多元化”应对银发浪潮

在北京西山脚下，民政部门开办的金梦园老年乐园院内一片幽静，一排排平房看上去虽不显豪华，但环境幽雅、宁静，高中低档房间内共有500张床位，均设有呼叫器，全科资深医师24小时值班。

“生活有人管理，每天晚上都有固定的医师按摩。”72岁的王鸣女士既有房子又有儿子，但她还是愿意住金梦园。“前阵子中风，半边身体麻木，我两个儿子都在国外，这病只能在电话里跟他们说说，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他们解决不了我眼前的麻烦。”

曾有专家建议，老人在80岁之前，如果身体基本健康，可以以居家养老为主；80岁以后，要学会接受社会养老或社会护理。但是，近期内，无论是客观条件上，还是主观意愿上，“社会养老”和“机构养老”都很难实现这一点。

“虽然我国越来越重视养老社会化，但缺政策、缺制度、缺资金、缺少新的养老观念等问题依然存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化养老委员会副主任刘蕴华说，“据调查，在1.34亿老人中，想住养老院的占5％，这样就需要有670万张床位才能满足。而目前全国养老院的床位总共只有170万张，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北京市老年人口比例接近15％，养老问题突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提出，每百名老人中将有2.3人进入社会养老机构。而目前，每百名老人只有1.8个人可以进社会养老机构养老。

“民政局正在考虑提高这一目标，届时这一数字将达到3人。”1月25日，北京市民政局新闻发言人郭旭升在北京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现在，北京市居家养老占到90％，社区、社会的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比重只占10％，而且机构养老比例更低。

“北京市现有养老院336所，床位3.8万张，‘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是到2010年要达到5万张床。”郭旭升说。

一些大城市已经注意到高龄独居老人的生活照料问题，例如，上海一些社区已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对辖区范围内的独居老人进行“一对一服务”，随时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

随着银发浪潮的到来，老年服务也已经被看作朝阳产业，与此相应的，是一些“豪华老年公寓”的诞生。但是，这种完全由市场规律主导的行为也面临一些问题。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社会与产业研究室主任陶立群曾对媒体透露，前两年，北京市政府投资上亿元建了一个“国际五星级”豪华老年公寓，床位只有400个，硬件设施堪称世界一流。该老年公寓刚开业时收费价格过高，一般的家庭根本难以承受。后来当地政府砍掉了一半价格，才逐渐吸引了一些老人，可至今还没有住满。为此，当地政府必须每年再投入几百万元，才能填补其中的财政“窟窿”。

说到养老模式的创新，一个源自西方的概念成为焦点：以房养老。

2007年10月中旬，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向中国网《中国访谈》表示，中国将以三种方式推动“以房养老”的开展：第一种方式是老人把自己的房产交给有政府背景的公益机构或者银行，其养老费用由公益机构或者银行来按月提供，老人故后，剩余部分交给相关继承人；第二种方式是“以房换养”：老人把房子交给福利机构，然后享受福利机构的服务，老人的房子由福利机构出租，在过世后房产由福利机构处置；第三种方式叫“以房自助养老”，就是老人把自己的房产提前卖给一个公益机构，公益机构一次性把钱给他，他再从公益机构把房子租回来住，只是按约支付租金。

实际上，早在2005年，江苏就进行了“以房养老”的尝试。当年5月，南京汤山的“温泉留园”老年公寓规定，拥有本市60平方米以上产权房、六旬以上的孤残老人，自愿将其房产抵押，经公证后入住老年公寓，终身免交一切费用，而房屋产权将在老人逝世后归养老院所有。但其负责人介绍，至今，公寓也没办理几笔此类业务。

2007年4月，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面对65岁以上的老人推出了以房养老试点，称为“以房自助养老”，老人可以一次性收取房款，再由公积金管理中心将房屋返租给老人，租金总额与房屋的评估市价等同并一次性付清。如果租期届满老人还健在，则续租的租金全免；如果老人在租期内去世，剩余的租金归老人的遗产继承人。然而，该模式应者寥寥。

业内人士分析，“以房养老”难被老人接受，关键在于，一旦签订协议抵押了房产，就等于把亲情给“按揭”掉了，这是老年人在情感上无法承受的。

“老龄化”挑战中国人口战略

宋毓秀（化名）女士是某部委的离休干部，住在北京市阜城门附近的一栋旧寓所里。她在某军区的一个干休所还有一处260平米的房产，儿女曾经劝她去那里颐养天年，但是被她一口回绝。理由很简单：城里离孩子们更近。

宋女士和小儿子住在一起。白天，孩子上班的时候，钟点工会帮她买菜、做饭。她还有两个女儿，均已退休。所以，收拾屋子、去银行取钱之类的事情，宋女士总是打电话让女儿去办。女儿办完事情即将告别的时候，宋就恋恋不舍，找出各种理由挽留她们。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即便是收入丰厚的老人，在“精神赡养”方面对儿女也有很深的依赖。2007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该市社区居民中开展的抽样调查显示，70％多的老年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经济上具备自我养老能力的老年人在逐步增多。不过，他们精神和心理方面健康的强烈需求还不能得到及时满足。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老龄化问题专家穆光宗认为，这正是大多老年人出现心理问题的症结所在。

近十多年来，穆一直在致力于精神赡养的研究。他认为，精神赡养要解决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确立老年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凸现老年人的自尊需求。“精神赡养问题已经构成了老龄问题的深层挑战，尤其在居家养老为主的格局中，如何赋予社区精神赡养的功能，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政策性问题。”

“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1月23日，民政部党组成员、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本公，在“爱晚工程”新闻发布会暨社会化养老工作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上表示，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快，年均增长率高达3.2％，相当于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大的社会挑战就是：怎样解决养老问题。”李本公说，养老问题其实是两个主要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养老保障问题，一个是养老服务问题。

构建全社会的养老保障体系是中国式养老的理想，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在建设“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把广大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摆到重要位置，当前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养”和“医”的问题，把城乡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城市医疗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城乡贫困老年人的医疗救助、生活救助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发展和完善遗嘱保险、护理保险、以房养老等新的保证措施，使城乡老年人都能尽快做到最基本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关于养老服务问题，则要在加强养老服务机构、设施建设和加强为老服务与管理等方面下工夫，构建覆盖城乡全体老年人的为老社会服务网络，真正建成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供养为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服务体系。

“总体来说，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还是处于发育时期，各方面都亟待建设和完善。”李本公说，我国政府已经指定了解决养老服务问题的基本出路，这就是养老服务社会化。“政府已经发布了多项有关开展社会化养老的政策和文件，民政部已经把开展养老服务社会化示范活动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来抓。”

但是，上述一切都需要雄厚的资金。在“未富先老”的国情下，国家养老保障体系的主体目前还仅仅限于城镇职工和几个大城市的农民工。在这个保障体系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农村老人和城市贫困老人。受传统观念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养儿防老”观念在这些“弱势老人”群体中仍占有绝对的市场。

有人曾提出，为避免过快的老龄化，中国应该废除实施了20多年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

“我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观点。但是，中国人口问题属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性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是首要的战略任务。”去年10月11日，中国重阳节，在“首届中国老年学家前沿论坛”上，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研究员说，一定程度的老龄化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需的，是实现人口零增长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但是，田雪原也认为，低生育水平必须控制在合理限度之内，防止超高老龄化的发生。为此，他认为，中国有必要调整人口发展战略，同时设置一个合理的老龄化“警戒线”。他认为，这个“警戒线”应设在不超过届时发达国家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26％的水平。

“从已出现松动的计划生育政策来看，中国正在逐步调整人口发展战略，这就是过去纯粹突出‘以数量控制为重点’，现在则更强调，要推进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田雪原说。

 2008年01月29日 10:21   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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