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和国企薪酬制度的完善

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家，以他的惨痛经历推动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个人与社会的悲哀，抑或是无法避免的代价

文 本刊记者 朱文娜

曾经，他带领红塔集团走过一段辉煌，把红塔山变成了中国最值钱的山，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曾经，他的“下课”在企业界印下了难以抹去的震撼记忆，引发了社会各界对59岁现象的思考，是中国最具有争议性的财经人物之一。他就是昔日的中国烟王——褚时健。

1979年10月，时年39岁的褚时健走马上任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当时的玉溪卷烟厂只是一个破落的地方小厂，生产设备全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水平。上任后，褚时健大力实行改革措施，引入大包干，在烟厂中实施“单箱卷烟工资奖金含量包干”。这就像联产承包使农民一夜吃饱穿暖一样，褚时健的大包干很快就让玉溪烟厂翻了个身。此后，他以战略性的眼光，不断强化资源优势(3233.961,-127.93,-3.81%,吧)，并两次痛下决心，花巨资引进国外设备，虽然玉溪卷烟厂当时的负债率高达500%，但由于牢牢地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玉溪卷烟厂很快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4% 。

十几年后，红塔集团已经成为年上交利税上百亿的大型企业集团，最高年创造利税200亿元，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1997年，“红塔山”无形资产高达353亿元，居中国企业品牌之首。这期间的1990年，褚时健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终身荣誉奖“金球奖”。1994年，褚时健被评为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走向他人生的巅峰。

涉嫌贪污受贿被判无期

1995年2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该信反映河南洛阳的个体烟贩林政志勾结三门峡烟草分公司，通过向褚时健家人行贿而取得卷烟指标，并因此获利800余万元。

这封检举信引起了高度重视。

1996年12月28日，褚时健出了事，他被有关部门从边陲小城云南河口带走。

由于褚时健和红塔集团的名气，案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轰动。之后，纪检人员对此案进行了长达两年的调查。

1998年1月，新华社通电全国：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经过联合调查取证，已取得重大突破。经查，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之便，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55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利用职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亲属从中大肆索要、收取钱物，其女儿共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他亲属共收受145.5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元港币及大量贵重物品，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褚时健其他更为严重的经济违法违纪问题正在侦查之中。

1999年1月9日，经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时年59岁的褚时健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随着一份无情的判决，烟草大王褚时健昔日的辉煌经历，永远地变成了过眼云烟。

判决引发59岁现象大讨论

时过境迁，如今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在云南哀牢山上的甜橙园里过着半隐居的晚年生活，他也早已平静地接受了法律对他的审判：“无论规则合不合理，接受了就要遵守，触犯它就要付出代价。”但在当时，“褚时健事件”却引发了国内对国有企业领导者以权谋私、贪污腐败问题的大讨论，“59岁”成为了一个时代背景下的特殊名词。

不少人认为，褚时健走向犯罪道路主要是心态失衡。在年纪渐高即将退休、面临失去职位生活无保的处境时，他开始伸手触犯刑律，最终导致锒铛入狱。社会各界在痛惜失去了一位优秀企业家的同时，更多的关注与反思则集中在对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的拷问上。到底是企业家的个人问题，还是制度性因素？

相对于18年间为国家贡献的一千多亿元的利税，作为国企老总的褚时健，其个人薪金实在是少得可怜，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这与他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严重不成比例。这也是当时有些人替褚时健鸣不平，为其感到无比惋惜的原因所在。甚至有人认为，在褚时健的问题上，是国家不合理在先，褚时健不合法在后。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却道出了国企经营管理者薪金制度的缺陷。

是国家薄待企业家引发了“富庙穷方丈”犯罪吗？褚时健当年的辩护律师马军曾在辩护词中算过一笔账：褚当了17年厂长，红塔集团共创造利税800亿元，褚时健17年收入约80万元，企业每创造1亿元，褚时健收入1000元。这位为民族工业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国企领导，一年的收入竟不如歌星登台唱一首歌！

根据有关部门调查的数据显示，当时，国有企业领导平均年收入低于两万元的占总数的62%。一份对中央直属40家大型企业所做的调查表明，这些大型国企内部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非常低。4家在港企业的老总平均收入40多万元，最多的63万元。内地36家企业的老总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多元，其中最高的年薪21万元；最低的只有1.2万元。中国一汽集团的一名领导成员，1999年工资总额只有32万元。与职工收入相对比，最大的差距是6倍，最小的差距只有1.3倍。

更有人把国外企业老总们的收入拿来做对比。如在欧美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高得惊人。且不说股份及期权等收入，仅年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是中产阶级的12倍，是普通员工的60倍，有的甚至高达100倍。通用电气退休的CEO韦尔奇在任时年薪8000万美元，而花旗银行的总裁2000年拿到了2.93亿美元。

然而，法不容情，无论怎样，褚时健作为一个国有企业领导者，既定的前提决定了游戏的规则，褚时健的贡献虽然很大，受到的待遇略显低下，但这是中国社会的规则，任何人都只能遵守，褚时健不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为家人谋求个人的利益，否则，整个社会只能成为管理者等特权阶层的社会，这对于更多比褚时健身份低下的百姓而言是不公平的。

褚时健固然对国家贡献巨大，但是功不抵过，过不掩功。正如TCL老总李东升对他的看法，“作为企业家，我对褚时健是尊敬的。但是他拿国家一分钱也是不对的。”褚时健对这一观点也表示认可。

国企薪金分配制度逐步完善

“如果没有褚时健案发，就不会有今天这些国有企业老总们扬眉吐气的生活。”事后，云南大学一位教授这样评论。他分析说，褚时健案发使一些领导人意识到国有企业中长期以来的分配问题，开始注意管理者的待遇。企业领导人待遇的提高和激励机制的慢慢建立，是缓和国有企业和企业家矛盾的重要一步，使他们的利益逐渐趋于一致性。

在市场经济日趋完善，国企改革不断深入的今天，国企领导者们的利益诉求也得到了合理的满足。

以褚时健的继任者字国瑞为例。字国瑞在任的年薪加上奖金超过100万，这个数目，褚时健一生的收入也比不上。有人估算，字国瑞在红塔集团6年多的时间，他的合法收入接近1000万。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也曾在电视上公开承认，他的收入可以供他和妻子在国外过富裕的生活。 而许多国有企业高层今天甚至持有不菲的股份，相比褚时健所处的那个年代，这已是天壤之别。

年逾八旬的褚时健早已淡出了中国的企业界，昔日的传奇也如一阵阵烟雾散去。但是，人们对他的记忆却并未完全淡去。对于许多活跃在商界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褚时健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如是说。

“假如当年给褚时健一个合理的薪金，他也许不会走向犯罪。”至今还有人做这样的臆想。

可是，过去不能够假设，历史也决不会重演。

一个人，一个曾经受人尊敬的优秀企业家，以他的惨痛经历推动一项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个人与社会悲哀？抑或是无法避免的代价？

cn 2008年03月05日 14:15 《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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