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中国养老金专题调研

人社部：将建议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

2011年10月25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人社部正在慎重、积极地研究退休年龄推迟问题。

2012年1月20日，尹成基称，人社部将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适时研究完善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有关政策。

2012年3月7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个别地方不是在试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而是在延迟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这是一项被世界各国实践所证明的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

2012年6月5日，人社部就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问题集中答复网友时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目前，人社部正在对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将在总结国内外一些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国情，结合养老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就业形势的发展变化科学论证，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

2012年6月27日，中国政府网发布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我国在“十二五”期间将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2012年7月1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研讨会在京召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和平提出，“我国从2016年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并每两年延长1岁退休年龄。到2045年不论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5岁。”

2012年7月10日，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表示，对于近期公众关注的我国或将延迟退休年龄一事，目前人社部和老龄办对此问题也正在研究。

中国养老金缺口之辩

6月19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基金监督司副司长张浩在中国养老金融论坛上表示，目前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结余已经达到1.9万亿。不过，养老金结余在各地是很不平衡的，不少地区有缺口，如果没有中央和地方财政补助，全国当年结余就很少，据有关测算，2030年到2050年这个缺口增长的速度将会非常迅速。

张浩当天并未提及中国养老金缺口的规模。但最近，一则“2013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18.3万亿元”的消息，引发不少参保人的担忧。

“18.3万亿元缺口是误读”

上述说法的“起源”可追溯至《财经》杂志(2012年6月11日324期)同时发表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和《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两篇文章——它们都研究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所揭示的风险，并用不同的方法对养老金所面临的财务风险进行了分析和估算。

《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由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牵头的复旦研究小组执笔，《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由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中国银行研究小组写就。

不过，一周后的6月18日，马骏在其主动向媒体群发的题为“关于养老金研究答记者问”的文章中澄清道：此前媒体报道称养老金有18.3万亿的缺口并非其牵头的复旦小组的研究结果，也从未在《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中出现。

马骏进一步称，估计该报道的记者是采访了中行的研究员廖淑萍得到的数据，应该是中行小组的研究结果，“关于他们使用的具体计算方法，请咨询中行研究小组。”

《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一文提到：“根据我们的测算，在2010年，我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6.48万亿元，在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往后的年份缺口逐年放大，假设GDP年增长率为6%，到2033年时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万亿元，占当年GDP的38.7%。”

据马骏在“关于养老金研究答记者问”中称，根据中行小组在《财经》发表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一文中的图7，他们对养老金缺口的定义为养老金未来责任减去养老金累计额，这是类似于养老金的隐形净负债的概念，不是一个流量的概念。

6月19日，曹远征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外界关于“201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的解读是一种误读。

曹远征称，他在报告中用的是一个资产负债的算法，基本是一个存量概念，而不是一个流量概念。就是说，在未来70年间，按现有的给付水平保障的话，除了已有的社保资产外，还需要另外18.3万亿元社保资产，养老金的现金流才可以覆盖未来70年。

至此，关于“201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元”的消息源头“无人认领”。

“首先要解决公平性”

马骏称，其文章中的年度养老金缺口是指统筹账户养老金的收支缺口，定义为当年养老金账户的缴费收入和其他收入减去当年养老金支出。

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向早报记者表示，养老金缺口其实还缺乏严谨的定义，一般指的是隐形负债的概念，更广泛的指的是转轨成本。

马骏表示，转轨成本是由于养老金体系从单一支柱(现收现付)向多支柱(现收现付+个人账户)转型的过程中，现收现付支柱的部分缴费已分流到个人账户，但现收现付支柱仍要继续向养老金领取者中的老人和中人支付所承诺的退休金而出现的收支缺口。

《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中指出，由于我国从1997年开始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即“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制度转变，国家需要支付给一部分实际上是空账的个人账户支付养老金，形成了转轨成本。

曹远征的解读是，通俗地说，学会计的人都要用到三个表格：现金流量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都是不同角度。其阐述的“养老金缺口”是从资产负债表讲的，实际上他不研究社保。而研究的背景是欧债危机其实是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出了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缺口”的钱从哪里来?

曹远征表示，“我只是从研究的角度提出，要减少养老金缺口问题，需要把中国的国有资产用于社保，或者延迟退休年龄。”

马骏称，“我们的模拟发现，如果逐步划拨80%的国有股份到社保系统，并在2020-2050年间提高平均退休年龄7岁，将能使中国养老金账户累积结余持续约30年;到2050年，年度养老金收支也将保持基本平衡。”

曹远征还认为，上述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这或许与近期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猜想有关。这多少也反映了大家对“养老金缺口”的担忧。

2012年6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答复网友提问时称，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并“正在对退休及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一位保险业内人士向早报记者表示，中国“养老金缺口”大或小是可以商榷的，但缺口问题确实存在，重要的是养老金改革问题不能再拖。

6月18日题为《“养老金缺口”何在?》的“新华网评”指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不光是资金缺口，更在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公平。说到底，养老保险是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首先要解决的是公平性问题。而当前养老保险制度实质上是机关、企业和农村“三轨制”，基金的缺口来源，部分就是因为制度设置而产生的后遗症。

多方观点：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吕井海表示，大约5年前上海就在部分行业试点过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这一试点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长期未能实现做实个人账户的大环境有关。由于基本上是通过在职人员缴费，来为退休者发放养老金，加之目前人口老龄化加剧，因此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还是较大的。

从另一角度说，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能起到提高个人收入的积极作用。他介绍，从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来看，替代率约60%。也就是说，企业职工如在职时月薪为4000元，根据相应的缴费比例，退休后其每月拿到的养老金约为在职工资的60%，即2400元。如果增加缴费年限，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一则相关人员可以延长拿到较高在职工资的时间，另一方面退休时由于缴费年限增加，还会带来养老金上涨的好处。

吕井海介绍，从国际上看，有些国家已经实施了65岁或者68岁退休的政策。如果延长10年，有些人身体条件可能不允许，而延长两三年则效果不明显，为此他建议，我国应以延长5年为宜。据他了解，此前有关部门对上海试点进行的调查显示，至少有7成多的涉及人员赞成试点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表示，我国关于退休年龄的政策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制定的，迄今已经约40年，人口预期寿命提高，计划生育也使得缴费人数相应下降，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大变化，使得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如果实行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在此期间原本应退休者继续缴费，一方面弥补了基金总额的不足，另一方面又相对减少了基金的支出额。这将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和支出更平稳。

褚福灵同时强调，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是一项直接涉及民生和百姓切身利益的政策。为了降低由此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使政策效益得以最大化，政策应不以一刀切的实施为宜，而应采取弹性介入的自愿原则来推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保障制度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提出:“退休年龄不提高，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肯定不可持续。”

郑秉文算了一笔账，一个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50岁，之前缴养老保险费15年，退休后的生活还有至少二十四五年。个人和雇主一年缴费是其工资的28%，在基金投资收益率为5%的情况下，仅能勉强维持15年的40%工资。

“长期看，要想维持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就必须提高最低缴费年限和提高退休年龄。”郑秉文坦言，但这个事情牵涉的群体大、利益复杂，需要循序渐进地推进。

郑秉文认为，养老保险参数的调整面临三个选择，即下调替代率、上调缴费率、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人为调节赡养率。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前两者基本没有调整空间，因为养老金替代率只有不足50%，不能再下降;缴费率已达工资收入的28%，也无法再提高。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间接调整赡养率是唯一较为可行的出路。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郑功成认为，小步渐进地延长退休年龄再加上弹性退休制恐怕是比较理性的解决方案。“我国需要建立弹性退休制，就是能使有劳动能力又有就业意愿的人能够多工作，能使缺乏劳动能力非常愿意按时退休的人及时退休。”

郑功成说，现行的退休制度是60年前规定的，而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当初不足50岁延长到70多岁了，而且还在持续延长，因此，肯定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现在有些言论说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是因为养老金收不抵支，发不出来了，实际情况是全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已经超过了2万亿，需要担心的不是收不抵支而是这么庞大的基金会贬值。根据测算，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30年内都不可能出现入不敷出的问题，30年后也有作为战略储备基金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现在规模近万亿，还会持续增加)弥补。因此，所谓“延迟退休是因为养老金不够用了”的说法必须得到澄清。

中国政法大学法和经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胡继晔认为，退休年龄是应该延迟的，目前人均寿命越来越高，养老金越来越少。很多人也是愿意延长时间工作的。

不要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就影响年轻人的就业，其实，我们马上就要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目前就出现了招工难和用工荒。北京很多饭馆，过去都是年轻的女服务员，现在服务员的年龄已经越来越大，老板跟我说年轻人招不到了，只能用中年人。

我们要面对老龄化的现实。我们的养老金目前不可持续，我国养老保险要求交满15年，有人交15年的养老保险却要领25年的养老金，这个支付缺口会越来越大。

英国要求养老保险要交满39年，英国现在退休年龄在欧洲也比较高，67岁退休，而且到2020年还要提高到68岁。

当然不同工种要设立不同标准，比如矿山、建筑这些工种的标准肯定是不同的，但大部分人还是应该延迟退休。

需要强调的是，延迟退休要小步慢走，而且应该男女同龄，这也是国际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在《“延退必然论”可以休也!》的文章中认为，“延退”对大多数劳动者不利。从国际经验看，支持“延退”的，大多是白领;而反对“延退”的，多为蓝领。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而言是积累优势，对蓝领而言则是劣势。

唐钧说，虽然目前对于劳动的体力要求看起来有所降低，但实际上劳动强度和工作紧张程度却成倍增加。普通工人到了男50岁、女40岁以上时，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唐钧指出，蓝领工人到“40”、“50”以后，被企业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一旦被辞退，不但意味着不再有稳定的收入，还意味着仍然要缴纳保险费。

唐钧认为，养老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如果跳出保险的框架，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也许，延退并不是必要的政策选择。

清华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表示，是否延迟退休年龄，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延长退休年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但是目前，许多公众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杨燕绥认为，中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男性60岁，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是世界上最早的，不可能再提前，只能推后。在杨燕绥看来，弹性的另一含义是自愿而非强制，“哪些人愿意往后推迟?首先是55岁的大学女教师，这个年纪刚把学问搞明白了，哪肯退休?公务员更不可能弹性选择。”

杨燕绥认为，提“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正是避免了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统一提高退休年龄在中国并不可取。其一，中国劳动人口仍在上升，就业压力显然存在。其二，中国有特殊的‘四零五零’现象。这一代人基本上没受过正规教育，技能教育也很差，因此就业能力很弱。这一人群数量大，如果让他们推迟退休年龄，根本找不到工作。因此，让愿意弹性延迟的人先延迟，慢慢带动更多人逐渐选择推迟，这样来减少社会政策的风险。”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胡乃军博士表示，弹性领取养老金只是略等于弹性退休，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胡乃军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对年轻人就业有阻碍作用，很多岗位被年龄比较大的人占据，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部分年轻人进入这些行业和岗位的机会;如果只是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对就业市场的影响并不大。

【出处：中国养老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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