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最优混合养老保险体制的选择：收益和风险分析

一、引言

运行方式的选择是养老保险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抚养比例逐渐提高，现收现付制养老金计划收支失衡现象凸显。许多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开始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积累制，但是庞大的转制成本和养老基金投资面临的各种问题使养老金改革举步维艰。我国虽然明确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模式，但是由于个人账户做实缓慢，实质上仍以现收现付为主(彭浩然等，2004)。近年来，围绕是否应该及如何做实个人账户的争论实际上是运行方式选择争论的延续。

关于公共养老金计划运行方式，学术界的观点可概括为三种：第一，现收现付制优于积累制。Aaron(1966)利用高度简化的保险模型证明当自然回报率即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超过投资回报率时，即著名的“艾隆条件”出现时(Aaron Condition)，现收现付制可以增进社会福利。长期以来，对于像我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来说，“艾隆条件”一直作为支持其采用现收现付制的重要理论依据。Samuelson(1975)和Diamond(1977)也认为现收现付制的代际和代内再分配功能都使其能够达到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第二，积累制更优。Feldstein(1974)和Kotlikoff(1996)等学者则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维持现收现付制将带来过高的缴费率或税率，加剧代际负担的不平衡。针对我国现状，费尔德斯坦(1999)也建议应当转向积累制。第三，两种制度只是两种财富分配方式，本身没有太大的差别。这种观点以Barr(2002)为代表，并被国内许多学者所接受(封进，2004；程永宏，2005)。

现实中，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各有优劣，包括我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都采用了部分积累制。李绍光(1998)提出了一个“权衡理论”，即现收现付制具有收入再分配功能，而一定程度的积累制有利于储蓄形成，两种制度在功能上互为补充。那么部分积累制中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究竟分别应占多少比例，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的混合比例呢 何樟勇等(2004)认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而利率较低，满足艾隆条件，实际经济运行状态正处于动态无效区域，现收现付制是更适合当前中国实际情况的一种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封进(2004)根据我国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在确定性条件下运用迭代模型分析认为，在艾隆条件下，社会效用最大化的制度是现收现付制。即便不满足艾隆条件，当社会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时，选择现收现付制仍然是最优策略。

但是，现有研究中对于艾隆条件的推导都是建立在人口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和利率为确定的基础上的，从而仅考虑了不同养老金体系运行方式的收益率。所谓收益率，在现收现付制下表现为自然回报率(人口增长率与工资增长率之和)，在积累制下即为投资回报率。然而，实际中人口增长率、工资增长率和投资回报率均为随机变量，这种随机性意味着参保人未来的养老金权益存在风险。显然，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理性参保人在随机条件下的行为将不同于确定性条件下。忽略风险的存在将导致严重的后果，因为现收现付养老金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恰恰来自未来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带来的风险，从现收现付制转向积累制的意义也正在于应对这两种风险。

本文的主要探索在于发展了“权衡理论”，提出最优混合比例的选择不仅应当考虑不同养老金体系的运行收益率，还应当考虑风险因素，出于风险规避的需要，即便在满足“艾隆条件”时，在最优的养老金运行方式中也应包含一定比例的积累制。这是因为根据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加入一定的积累制成分实际上发挥了投资组合分散化效应，从而降低了整个养老金体系所面临的风险。本文接下来首先以代表性参保人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将运行方式选择问题归结为一个金融资产投资组合问题，从而运用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在第二部分分别通过构建确定性模型和随机性模型求解最优混合比例，并运用静态比较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最优比例选择的因素，然后在第三部分运用实证检验方法探讨理论推导结果对改善养老保险计划运行状态的启示，最后提出政策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最优混合模型分析

(一)确定性模型。假设政府以代表性参保人的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理性参保人一生包含两期，工作期和退休期。参保人在现收现付制和积累制两种计划中选择最优的混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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