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辰乐吕翔涛：影响城市低保受助者就业的政策因素分析

　字体小大时间：2014-03-20来源：中国社保网编辑：社保网-夏宇

【导读】: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一般描述统计及双项统计比较外，由于居民就业状态可以分为就业(包括正式就业和灵活就业)和非就业的双项选择，本文将会建立双项逻辑回归模型以分析就业的影响因素。

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
中国在反贫困的活动中不遗余力，并得到一定的成果，这在贫困发生率、绝对贫困人口等方面都有所体现[1]。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期间，上海市政府和山西省政府分别于1993年和1994年率先试行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让低于一定收入比例的家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2-4]。该政策得到各省的仿效以及中央政府的支持，在1999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下称《条例》)出台后得到进一步的完善[5-7]。根据中国民政部的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多万户(二千三百多万名)城市居民和二千五百多万户(五千二百多万名)农村居民领取最低生活保障，政府低保支出共918.9亿元人民币[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而1999年国务院颁布的《条例》真正将其落实为一种法定权利，被誉为居民的最后一道安全网[9]。
低保金在满足人民群众最基本需求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一部分残疾、刑满释放的居民在市场上较难立刻找到工作，低保金可以保证他们的生存。尽管低保金只能满足他们的生存需要，但是与目前最低工资标准的差距不大，这不利于激励低保受助者就业[10]。相比之下，英国1834年的新济贫法(Poor Law Amendment Act 1834)即提出劣等处置原则(less eligibility)，即最低保障不能超过最低工作报酬水平以及创造工作职位来保证工作的积极性[11]。其实，世界各地也都有鼓励促进弱势群体就业的再培训工作，以协助他们自力更生，融入社会。一些较为成功的例子可以作为参考，比如香港的雇员再培训局，其主要职责是为新到港人士、残疾及工伤康复人士等提供相应的培训课程及服务。现在该局的服务受助者已经扩展至240万名香港居民，其中也包括了14万失业人士。截至2010年，共有约94000人次完成相关的课程，55000人次完成就业挂钩课程，学生就业率为80％[12]。
(二)问题的提出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近二十年的发展历史，已经有多位学者和多类型的研究对此政策作出详尽的讨论和分析。首先，不少学者认为，最低生活保障提供了一个真正意义的安全网，也明确了政府的责任和突显了公民的宪制权利[3，5，7，9]。但同时，杨立雄认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考虑到居民的最低生计，没有做到赋权让他们得到发展[13-14]。曹艳春直接指出现行低保金机制没有缩少贫富差距，即贫困人士没有得到发展[15]。学者们开始提倡在消极的安全网保障之外应推广积极性的保障，比如就业促进政策[13，16-18]。不少学者和研究表明，就业能够有效促进居民的生计和发展[15，19-25]。关信平指出中国正逐步创造消除贫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促进就业就是其中之一[26]。
就业能够保证贫困人士的可持续生计和增加他们可持续的发展机会，对他们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明确政府在就业促进中的责任，该法第四条明确指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把扩大就业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
结合上述的研究和学者的观点，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低保就业政策变量是否是低保受助者就业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的强度和方向。这些政策变量包括失业登记、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和公益岗位，本文同时也考虑了社会经济背景的因素。
(三)文献综述
政府在推行就业政策时，必须考虑居民就业的各种社会经济因素，主要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和健康等。有很多研究分析了这些因素，一些学者也专门对低保受助者的就业做出了分析。
1.影响大众就业的社会经济背景因素
性别方面，潘锦棠和张抗私指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且工资也较低，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扩大[27-28]。都阳的贫困农户调查也发现非农业职位中男性的参与比女性强，且已婚的人更容易参与[29]。潘锦棠进一步指出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包括生理的差异，比如生育、哺乳；法律对产假的保护也削弱了企业聘请女员工的积极性等[27]。
年龄方面，人力资本理论提出，由于经验和人际关系的积累，年轻至中年阶段的年龄上升可以提升人们的就业收入[30]。然而，也有国内外学者指出，就业市场上普遍存在年龄歧视的现象，很多时候年轻工人较有活力，身体机能较好，更容易受到雇主的青睐[31-32]。
教育方面，王德文提出教育发展对于中国转型期有关键作用，且与就业促进有直接关系[33]。都阳对贫困地区农户的调研也发现随着教育程度上升，参与非农业职位的机会也会上升，不过他在Probit模型就业分析中发现，教育投资和就业工资呈现反效果，他认为贫困人口无法满足教育投资的要求，而且他们的就业一般不太需要教育水平的资格[29]。
健康方面，魏众研究发现，入职时的严格筛选可能导致的健康对工资的影响并不显著。换言之，健康是入职时的一道门坎。缺乏劳动力和体弱的劳动者很多时候找不到工作[34]。
综合以上对影响就业的自变量的研究，可以得出一些假设：对于贫困人士来说，年轻、学历高、男性、健全的劳动能力对就业有正面影响。上述研究主要面向一般大众，没有考虑到受低保金因素干扰的低保受助者。
2.对低保受助者就业的研究
洪大用指出，低保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延伸效果[35]。曹艳春认为，低保金的替代和收入效应均给予就业以负激励作用[23]。陈亚东进一步指出，除非达到一定的收入水平，否则低保金和收入完全替代，且带来工作成本[36]。因此，低保金在很大程度上对低收入人士的就业进行了负面干扰。任丹也认为低保金的计算公式导致的福利依赖对低保受助者的就业有负面影响[17]。黄晨熹等认为附带福利也是负面激励就业的主要原因[37-38]。韩克庆的实证分析则指出，低保受助者的就业意愿十分强，但是受到年龄、健康状况影响而无法稳定就业[39]。
黄晨熹已经利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针对上海市的低保受助者作出求职行为的因素分析。加入个人和情境的控制变量后，社会背景因素中只有教育年限保持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性别和年龄没有显著的统计意义[25]。
(四)研究意义
本次研究直接以就业与否作为因变量去测量不同因素对就业的影响。政策是一个值得开掘的因素，而整个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考虑社会经济背景因素的同时，低保受助者的就业会受到哪些政策因素的显著影响，以及因素影响的强度和方向，并根据实证结果提出适当的就业促进政策建议。
为了进一步强调政策与受助者经济背景资料的整合，本次研究的自变量均保留了定类和定序的特征以进行双项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例如教育方面会分别对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进行配对比较，而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越高越好或越低越好的结论。本文在做出定量分析后，会借助定性的访谈和小组讨论为定量结论提出一定的佐证和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假设
笔者根据理论文献提出了研究假设：经济背景因素(年龄、教育程度、性别、住房、劳动能力、婚姻)和就业政策因素(是否参加过登记失业、就业培训、职业介绍、公益岗位)均影响了低保受助者的就业结果。具体的因素与假设如表1所示。

(二)定量研究
1.样本来源与调查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的实地调查数据源于“中国城市低保制度绩效评估”项目。由于低保政策在不同地区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本次项目根据经济和地域差异从全国选取部分典型地区作为抽样单位，包括北京市宣武区、重庆市渝中区、湖南省长沙市、广东省中山市、甘肃省天水市和辽宁省朝阳市。在这些抽样单位的低保信息系统中，本次项目通过软件随机分段抽样，选取了1462名调查受助者，得到有效问卷1209份。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就业状况，所以在下面的分析中只保留处于就业年龄的即25到60岁的受访者。同时为了确保每一独立样本数据的完整性，我们去除了所有在研究统计量上有缺失值的问卷，最后得出有效样本数为797。
2.问卷设计和统计方法
本次研究的因变量为受访者的就业状态(就业或失业)，自变量包括两项主要类别，分别是社会经济背景和政府就业援助。问卷中的具体问题根据假设中的变量进行设计。
在研究方法方面，除一般描述统计及双项统计比较外，由于居民就业状态可以分为就业(包括正式就业和灵活就业)和非就业的双项选择，本文将会建立双项逻辑回归模型以分析就业的影响因素。双项回归分析是建立因变量与(多于一个)自变量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可以反映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方向与强度，便于观察特定变量，预测研究者感兴趣的变量，利用双项逻辑回归分析，可以比较不同就业状态的受访者，找出对其状态具有显著性影响因素。这里以后退法作为筛选方法，即逐一剔除没有影响力的因素，直至剩余变量均有显著统计意义。
(三)定性研究
1.样本来源与调查方法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研究选取部分低保受助者并邀请低保干部作为个案访谈受助者。为了确保数据的代表性，研究从6个地区均抽取了访谈受助者共108人。其中低保户90人，低保干部18人。定性研究具体借助与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讨论两种调查方法。
2.深入访谈法
深入访谈的问题主要基于问卷调查的结果，与低保干部主要围绕就业的困境、政府的失业援助以及政策执行中的做法和困难等展开讨论，与低保受助者的讨论话题主要涉及低保受助者无法就业的困境和缘由。与此同时，访谈也会关注他们的就业意向和低保政策、就业政策对就业的影响。课题组成员将所有访谈进行录音，并把所有录音编为文字稿录入电脑，进行内容分析以把握问题要点。
三、定量结果
(一)样本描述与方差分析
有效样本共有797人，当中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年龄是40岁及以上，男女各占一半，超过六成受访者为已婚人士，近五成受访者的文化水平为初中程度。若以劳动能力看，近四成受访者有健全的劳动能力，同时有四成半受访者丧失了部分劳动能力。以受访者社会经济背景看，年龄、结婚与否、文化程度和劳动能力不同的受访者的就业情况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差异(P值＜0.01)。与就业政策有关的变量中，有三成受访者曾参加过失业登记和就业培训，两成受访者曾在公益岗位工作，一成受访者曾接受过职业介绍。其中只有曾接受过公益岗位与没有接受过公益岗位的受访者在就业上存在显著的差异(P值＜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