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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字体时间:2014-03-20来源: 中国社保网编辑:社保网-夏宇
【导读】:中国老年人主观福利及贫困状态研究。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将减少贫困作为衡量各国发展的首要目标,减贫既是各国设计国内减贫政策和社会救助政策要考虑的主要目标,也是对政策绩效进行评估的主要指标。然而,世界上评估贫困的主要指标是基于收入的,这必然导致减贫政策主要是针对提高人们的购买力以降低收入贫困发生率[1]。

从减贫与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老年人口的贫困和发展或者说福利状况,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这是基于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以下基本判断:首先,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进入老龄化社会,无论在劳动力结构上,还是在消费结构上,都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显著的变化。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人的福利和贫困状况对全社会福利状况和减贫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次,中国的减贫事业已经进入瞄准相对贫困为主的发展阶段。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实施,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按照中国官方贫困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8年底的4007万[2]。随着国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突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3.3∶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首次超过1万元。如果加上公共服务获得上的差距,城乡差距则更大。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的情况,基尼系数低于中国的国家只有94个。此外,尽管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已经大幅度减少,但人们对于自己主观福利的自我评价(即幸福感或者对于生活的满意度)和相对剥夺感却越来越突出。若一个社会的相对贫困不能有效降低,或者说,若一个社会的主观福利不能显著提升,即使从收入角度衡量的绝对贫困大规模消除,也不能带来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可持续发展。第三,老年贫困人口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特殊贫困群体,或者说是弱势群体。老年人在经济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因此,研究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的主观福利贫困及其影响因素,对即将建立的中国城乡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和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开发式与保障式“两轮驱动”的减贫战略具有重大政策含义。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主观福利贫困及其测量方法的概念框架;其次,对中国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态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再次,利用ordered logit模型对老年人主观福利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框架

(一)贫困的多维性

尽管消除贫困和提高人类的福利水平一直是各国发展政策追求的首要目标,但是对于这两个重要概念一直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人们对于福利的关注,最初是基于收入方面的,对于贫困的关注也只是基于人均收入或消费。最近几十年,人们对于福利的关注开始转向多个维度。Sumner(2006)总结,人们对福利的关注已经从原来的单一收入维度拓展到了包括社会、环境以及人权方面[3]。现在更加广泛地接受了福利的多维度(multidimensional)概念,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4]。与福利相对应的,人类对于贫困的关注,也开始由传统的基于收入的维度拓展到了多个维度[5]。多维贫困的核心观点是,人的贫困不仅仅是收入的贫困,也包括饮用水、道路、卫生设施等其他客观指标的贫困和对福利的主观感受的贫困[6]。

(二)贫困的主观性

衡量发展的福利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每个个体在社会上所实现的客观福利,例如人均纯收入;另一方面是每个个体对于其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当全球存在着大量绝对贫困人口的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研究者都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客观福利改进上。随着全球绝对贫困发生率的下降、收入分配的扩大,主观福利的评价和研究越来越引起重视。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新西兰和英国,正在尝试将生活满意度作为福利的组成部分[7],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

主观福利理论认为,个人自我评价的福利水平,更容易反应个人的福利状况,而客观福利指标如经济福利通常是由专家或政策制定者选出来的指标,带有随意性,对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一样的[8]。主观福利指个人自我判断的福利,通常是对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判断[9]。

对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的判断取决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根据不同的影响因素,产生了主观福利的四个理论:绝对理论、相对理论、适应理论和期望理论。其中,绝对理论和相对理论主要从收入角度判断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适应理论和期望理论主要从非经济角度判断。

绝对理论表明,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随着绝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二者并不是成比例的增加,幸福感增加的比例是递减的[10]。而且,不同国家收入的重要性是不同的[11]。大量文献证明,生活满意度和家庭收入有相关性,但增加收入对个人的生活满意度只有短期的影响,从许多国家的长期调查来看,尽管人均收入有很大的提高,但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没有太大的变化[12]。相对理论表明,幸福感或满意度依赖于相对收入,人们会将自己现在的收入与其他人的收入或自己过去的收入和消费状况进行比较,当自己的状况比参照者差,就会降低幸福感或满意度[13]。适应理论表明,个人应对积极和消极事件的情感能力也是影响幸福感和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个人的适应能力强,即使收入较低,也容易快乐[14]。期望理论表明,个人的幸福感或满意度取决于期望。无论收入水平如何,如果认为自己的期望得到了满足就会感觉幸福,否则会感到不幸福[15]。

本文认为,由于中国处于经济和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生活水平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很快,同时,影响社会结构和社会态度变化的背景因素也在变化,单独使用一种理论框架难以解释中国面临的复杂现象。因此,本文提出了“主观福利贫困”的分析概念。世界银行将贫困定义为福利的剥夺,而福利既包括主观方面,也包括客观方面,传统的收入或者消费贫困是基于对福利的客观判断。本文所研究的主观福利贫困是指个人对于福利被剥夺感的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评价,将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态的评价分为好或很好、一般、差或很差三个等级,将主观福利贫困线定义为“差或很差”,并应用绝对收入理论提出前提假设,应用适应性理论确定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三)概念框架

在上述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我们做出以下几个基本假设:

1.老年人的主观福利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但不一定成比例增加(绝对理论);2.在中国,与城镇老年人相比,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评价较低(绝对理论);3.非收入因素如和亲人同居、心理期望值的变化、个人的生活态度和适应能力等,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有重要影响。

本文研究的问题,正是试图利用中国家庭调查数据,验证上述假说对于中国城乡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贫困是否有效。此外,还希望检验健康保障这一社会政策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何影响。

二、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本文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1)式中,W代表老年人主观福利,即因变量。老年人主观福利的解释变量分为五类:人均收入,人口学特征变量,社会变量、个人态度变量和社会政策变量;I代表人均年收入;D代表影响福利的人口学变量(demography),如性别、年龄、婚姻等;S代表社会变量(social capital),如社会网络和合作社或协会成员等;A代表个人态度变量(attitudinal),如反映个人生活态度的变量;P代表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如是否参加医疗保险;β为待估参数;ε为残差项。

(二)数据和变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样本总数包括2344名老年人,分布在中国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个地区的9个省。本文的老年人是指60周岁及以上的公民。[16]本文以人为分析单位。

本文选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来评估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福利状态的自我评价分差、中、好三个等级,分别用1、2和3代表。人口学特征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城乡、婚姻和受教育程度。年龄分为三组(1代表60-69周岁,2代表70-79周岁,3代表80周岁及以上);性别:0代表女性,1代表男性;城乡:1代表城镇,0代表农村;婚姻状况:0代表独身,1代表有配偶;健康状况:0代表差,1代表一般,2代表好或非常好;受教育程度:1代表小学,2代表初中,3代表高中及中专,4代表大专及以上。社会学变量用是否参加社会活动来表示:0表示不参加,1表示不喜欢或很不喜欢,2表示一般,3表示喜欢或很喜欢;个人态度变量用0表示不快乐,1表示一般,2表示快乐或很快乐。社会政策变量用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来表示:0表示未参加,1表示参加。

(三)中国城乡老年人基本状况

表1是应用本文的样本数据对中国城乡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状况所作的描述统计。城市和农村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分别为8.23%和9.73%,农村高于城市。据《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统计,2006年和2007年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2.3%和1.6%,2007年末65岁及以上农村老年人贫困发生率为2.2%,中低收入老年人比例为3.9%[17]。二者存在差别的原因是由于贫困的标准和计算方法不同,也由于二者对老年人的定义不同。但不管采用哪种衡量标准,都表明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均高于其他成年人的贫困发生率。从年龄看,城市70-79岁老年人收入贫困发生率最高,农村老年人年龄越大贫困发生率越高。从性别看,女性老年人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老年人。

 

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贫困也表现出了城乡、年龄和性别差异。主观福利状态为“差或很差”时为主观福利贫困,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贫困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女性老年人高于男性老年人,年龄越高比例越高。

表2是应用本文的样本数据对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健康、教育、社会活动和社会政策等状况所作的描述统计。城乡老年人基本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差别,城市老年人评价健康状况“好或非常好”的比例高于农村,城市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农村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喜欢参加社会活动的比例以及感觉快乐的比例高于农村老年人。

 

三、模型估计及检验

由于主观福利与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我们采用逻辑模型对(1)进行回归。由于变量W是3个分类的序数变量,因此,采用有序的逻辑回归(Ordered-logit)对模型进行估计。

 

采用最大似然序数逻辑估计,表3显示了模型的最优估计结果。模型的有效观察值为2200个。卡方值为736.52,Prob>chi2=0.0000,模型整体显著。模型中性别(男)、城乡(城镇)、婚姻(有配偶)、教育程度(初中)等变量的渐近z检验表明,这些单个变量不显著。但在Ordered-logit回归中,渐近的z检验并不精确,需要经过更为精确的Likelihood-ratio检验。经过似然比检验,模型中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变量,模型整体均不显著,这表明,这些变量对主观福利的影响显著。

 

收入的估计系数为0.040,与0有显著区别,具有统计意义。符号为正,说明收入与主观福利存在正相关关系。收入系数表示,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家庭人均年收入每增加1000元,对老年人主观福利评价较高的机会比率增加0.040。收入的系数值不大,说明收入增加对老年人主观福利会有正的影响,但影响的系数不大,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婚姻的系数为正,表明与独身相比,有配偶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正的影响。城乡系数为正,表明与居住在农村相比,居住在城镇对老年人主观福利会有正的影响,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年龄的系数为负,即高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评价低于非高龄老年人,这说明年龄会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产生负的影响。健康状况差的系数为负,说明与健康状况一般的情况比较,老年人健康状况差对主观福利会有负的影响。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系数为负,说明与教育程度高相比,教育程度低会对老年人主观福利产生负的影响。与参加医疗保险表现相比,没有参加医疗保险对老年人主观福利评价有负的影响。

从各个因素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来看,个人态度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健康状况,第三是受教育程度。个人态度为“快乐或很快乐”的系数为1.516,个人态度为“一般”的系数为0.425,这表明个人态度是否乐观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的差别非常大,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健康状况好的系数值为0.966,健康状况差的系数为-0.985,表明健康状况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的差别非常大。

由于逻辑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表示机会比率,不能直接解释因变量的变化。例如,收入的系数0.049表示收入每增加1单位,对主观福利评价较高的机会比率增加0.049。机会比率的解释并不能直观地解释收入与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求出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概率:

 

由此,得到主观福利的概率值,见表4:

 

注:城市的贫困标准采用世界银行2007年制定的城市贫困线1251元,再根据2007年通货膨胀率4.8%调整,得到2006年城市的贫困线为1194元。农村贫困标准采用中国政府公布的2006年的官方贫困线693元。

表4表明了各个解释变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概率。从收入贫困来看,表4中得到家庭人均收入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正的影响,但系数值不大。对生活满意度评价为“好或很好”的农村老年人中,贫困和非贫困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值分别为0.275和0.395;城市贫困和非贫困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值分别为0.345和0.549。这表明,无论城乡,贫困与非贫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值的影响都存在差别,说明从收入贫困来看,贫困与否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存在一定的影响。从年龄来看,年龄越高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值越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主观福利概率值最低,为0.363。从各个变量的主观福利概率值来看,男性老年人高于女性,城市老年人高于农村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高于独身老年人,喜欢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高于不喜欢参加社会活动的老年人,享受医疗保险的老年人高于没有享受医疗保险的老年人。

另外,不同健康状况、个人态度和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主观福利值差别较大。健康状况“差”和“好或非常好”的老年人,主观福利概率值分别为0.156和0.693。这说明老年人对生活是否满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健康状况。个人态度为“快乐或很快乐”和“不快乐”的老年人主观福利值分别为0.695和0.235。这表明,老年人个人态度越积极,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教育程度越高,老年人对生活越满意。“小学毕业”和“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概率值分别为0.464和0.701。

四、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老年人口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都比较突出。老年人成为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本文将贫困的标准从客观的维度转向了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维度,并对中国日益增加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贫困进行了测量,为中国的贫困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通过经验分析,也得出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结论。从收入与主观福利来看,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即收入越高老年人主观福利值越大,但收入对主观福利的影响系数不大。按照收入贫困标准来看,是否贫困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一定的影响。从收入与主观福利来的关系看,贫困线以下的老人相对于贫困线以上的老人,收入指标对于他们的主观福利更为敏感。贫困线相当于收入与主观福利函数曲线的一个近似阀值,超过这个阀值,增加收入提高主观福利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也用中国的数据验证了收入与主观福利成正相关但并不是线性关系的假说。女性老年人的主观福利低于男性老年人,农村低于城镇,独居老年人低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系数最大,说明健康对主观福利贫困是十分敏感的。中国正在建立健全的城乡医疗保障制度对改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状况有重要政策意义。个人态度对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十分明显,增强积极乐观的态度,将会大大提高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对于老年人来说,过去的教育存量已经无法改变,但社区举办的老年学校及其他老年社会活动,对于改善老年人主观福利具有重要作用。

(二)政策建议

1.中国政府正在开展新的十年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随着中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大规模减少,新阶段的国家减贫战略在贫困群体上应既关注绝对贫困人口,也关注相对贫困人口。

2.老年人将成为中国贫困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老年人群体中,减贫战略和社会救助政策需要重点关注高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女性老年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农村的高龄女性老年人特别是其中受教育程度低的,将成为一个需要特殊关注的弱势群体。在公共政策上,不仅需要养老保险,而且需要相应的照料服务。做好当前的扶贫开发工作,将有利于减少未来老年人的收入贫困和主观福利贫困。

3.为了实现2020年基本消除贫困的战略目标,在新的减贫战略和社会政策中,需要建立多维度瞄准贫困老年人的贫困识别机制,统筹减贫的扶贫、保障和社会服务机制。即在贫困人口的识别方面,需要从客观和主观多个维度瞄准;在减贫政策方面,需要扶贫、养老保险、社会救助、老年人照料服务等多个政策系统地统筹安排。

注释:

[1]Rojas, M.(2007). "Enhancing Poverty-abatement Programmes: A Subjective Well-being Contribution", ESRC Research Group on Wellbe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2]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Sumner, A.(2006). "Economic Well-being and Non-economic Well-being". In Mark McGillivray and Matthew Clarke(2006), eds. Understanding Human Well-being,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4]McGillivray, M. and Clarke, M.(2006), Understanding Human Well-being, NY: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5]Alkire, S.(2007), The Missing Dimensions of Poverty Data: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35, 4: 347-59.

[6]王小林、S. Alkire:《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研究报告》2009年第1期。

[7]Samman, E.(2007). "Psychological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 Proposal for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Indicators", OPHI Working papers series, pp1- 54.

[8][9]Rojas, M.(2003). "Well-being and the Complexity of Poverty: A Subjective Well-being Approach", http://unpan1.un.org.

[10]Fery, B. and A. Stutzer(2002).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XL, 402-435.

[11]Kingdon, G. G. and J. Knight(2004). "Subjective Well-being Poverty versus Income Poverty and Capabilities Poverty?", GPRG-WPS-003.

[12]Krueger A. B., D. A. Schkade(2007). "The Reliability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Measures", CEPS Working Paper No. 138 January.

[13]Kingdon, G. G. and J. Knight(2004). "Subjective Well-being Poverty versus Income Poverty and Capabilities Poverty?", GPRG-WPS-003.

[14]Brickman, P., Coates, D., Janoff-Bulman, R.(1978), Lottery Winners and Accident Victims: Is Happiness Relativ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917-27.

[15]Fuentes, N. and M. Rojas(2001). "Economic Theor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Mexico".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Kluwer Academic Press, The Netherlands, Matzo. pp1-31.

[16]笔者感谢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

[17]国家统计局:《2008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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