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实践的教训

【编者按】本文系作者邹正敏先生写于1995年的《社会保老保险应赶快刹车》一文的第一部分。11年前，社保制度刚刚开始推行，邹先生就能认识到其后患，殊为难得。

    本专辑反思社保制度，特选入此文，以供读者参考。作者许多表述带着当时的时代印迹，编者除对小标题略作修改之外，一仍其旧。

    社会保障兴起是资产阶级对付工运的不得已之举

    早先的农业社会，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家庭这种血缘组织，不但承担着家庭成员生育、抚养、教育、治病、养老和丧葬等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职能，而且承担着物质生产的职能，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随着工作场所远离居住地，破产农民远走他乡，人口的不断迁移，物质生产职能不断从家庭分离出来。家庭成员的关系日趋松散、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空前残酷。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生动详细的描述。在当今中国大陆的一些“三资”和私人企业也可以看到这种影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要说养家，就是自身糊口都难保障。社会的一极是资本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阶级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工人运动中心从法国转移到德国。德国容克地主和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臭名昭著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对德国工人阶级采取了“鞭子加糖果”的策略，企图把社会主义运动压下去，德国政府先是对工人运动进行残酷的镇压，可工人运动声势却越来越大，俾斯麦看到“鞭子”没有凑效，便抛出“糖果”，企图利用社会改革来笼络工人。在俾斯麦看来，要使工人循规蹈矩，就必须把工人利益同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便必须以工人保护者的身份出现。1881年11月17日，俾斯麦向帝国议会宣布实行疾病、工伤事故、老年及残废保险计划，这三个计划先后在1883年、1884年、1889年由议会通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竟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创始人。随后的30年里，成为其他欧洲国家调查、研究、借鉴和学习的“典范”。

    直到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各国陆续通过立法，建立起养老、疾病失业、工伤、残废、生育、丧偶、教育、住房、贫困等社会保障体系。国家把这些过去由家庭承担的任务统统揽了过来，家庭的职能因此削弱了。

    资产阶级增加社会福利，并把重点放在接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家庭收入较低，生活较困难的人，为的是避免普遍地迅速提高工人的工资，特别是基本工资。国家为什么要大搞福利而不提高工人的工资？若提高工人工资，各种福利问题不都可以通过工人家庭去解决吗？因为福利不过是工资的转化形式而已。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产阶级险恶的政治目的。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一个工人互助机构福雷斯特共济会在说明他们反对国家年金计划的理由时曾经指出，雇主们之所以“赞成社会改革，是因为它比提高工资更为便宜，而且由于它将要由工人阶级自己来支付费用，就尤其如此。”他们认为：“工资收入有利于工人安排自己的生活，安排家庭开支和为疾病、失业等意外事故进行储蓄的独立自主性”。而福利收入则将使他们“增加对国家的依赖和增加国家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产阶级政府根据30年代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从资本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出发，抵制社会主义的影响，扑灭工人运动的烈火，对工人阶级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以1942年11月英国著名的“贝费里奇报告”为标志，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建。通过比战前更完善的社会保障立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制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功过

    整个五、六十年代，仰赖这套社会保障体系，西方发达国家大搞社会福利，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猛增政府开支。加之新的技术革命的出现，廉价的能源。西方各国生产的无限扩大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缓和了，劳资矛盾缓和了，工人运动沉寂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增多了，劳动力素质增强了，劳动生产率因此有了大幅度上升。各国经济一派繁荣景象，资本主义社会又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可是，到七十年代，以石油涨价为导火线引发的1973—1975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震撼了整个世界。这次危机的程度仅次于三十年代的那次，而且从此一蹶不振，至今没有什么起色。造成这种局面，西方发达国家庞大的社会保障体系难辞其咎。

    1、社会保障制度促使政府部门占有日益扩大的经济资源，从而限制了私人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各级政府的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5%。到1973年，美国、英国、法国、西德、瑞典等国各级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位32.44%、42.66%、37.73%、41.68%、49.67%。而在1982年，这五国各级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38.30%、49.82%、51.21%、50.99%、71.20%。与此同时，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在整个政府开支中所占的份额也在迅速提高1981年，瑞典、法国、西德这个比例分别达48.4%、58.7%、68.8%。到1994年，经合组织24国社会福利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重达60%。要维持庞大的政府开支，得靠纳税人掏钱才行。1982年，丹麦、法国、西德、挪威、瑞典各级政府捐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42.23%、42.25%、39.80%、46.76%、49.16%、。到1994年，德国和瑞典的捐税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4.5%、59%。也就是说，在标榜“人权”、“自由”的国度里，1994年，德国劳动者被强迫为政府干活到6月12日上午10时，瑞典劳动者被强迫为政府干活到8月4日上午8时，余下的日子才为自己干活。而日本的松下幸之助先生则抱怨说，日本政府的累进个人所得税使得老板们丧失了为发财致富而勤奋工作的胃口，他的每100元收入中，有75元要交给中央政府，有18元要交给地方政府。剩下的7元才可以进入腰包，变成了“收取7%的手费”。

    税收得太多。人民终究会反抗的。怎么办？明的增税不行，便来暗的。用印钞票发行不兑现国家纸币的方法来筹集基金。所谓“印刷机一开，财源滚滚来”，这等神活只有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才能做得到。事实上从三十年代各国相续废除金本位制起这种做法一直行时到七十年代。但这会引起通货膨胀、物价普遍上涨，不仅降低了劳动人民的实际收入，构成对劳动人民的无形掠夺，而且为温和的或爬行的通货膨胀，人民尚能在不知不觉中忍受。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以上，称为剧烈的、奔跑的恶性通货膨胀，会引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引发社会动乱。

    由于现代金融业运用多媒体技术的发展，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现金流通比例越来越小，中央银行稍为多发行一些不兑现国家纸币，就会引起剧烈的通货膨胀。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通货膨胀税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当用通货膨胀的方法弥补财政亏空无济于事时，政府就只好举债。通过举债可以解燃眉之急，把问题往后推。但各国政府并无减少债务的计划，而一个劲地借新债还旧债，债务越来越多。到目前为止，美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四国的国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达80%、60%、112%、134%。据估计，美国政府负担的联邦退休金和社会保险金债务将达到121000亿美元，是目前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巨额的国债，不要说偿债无门，单说在资金市场上与私人资本抢夺资金，致使越来越多的私人储蓄被用来购买政府债券，而不是用来进行生产性投资，就成了阻碍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大量的资源用于政府消费，私人经济越来越萎缩，市场经济之路越走越窄。

    2、日益增加的社会福利和逐渐加重的政府捐税导致劳动力成本提高和生产效率的降低。

    由于要负担高额税收和社会福利支出，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变得日益高昂，降低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面对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廉价商品的冲击，各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越来越小，西方发达国家已从过去咄咄逼人的商品倾销变成了如今的高筑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工业。近年中美贸易争端就起源于这种背景。劳动力成本过高和管制苛严也驱使资本外流，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建厂，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更加剧失业，导致社会福利开支的增长。

    高昂的累进所得税和丰厚的社会福利，也削弱了劳动者的进取精神，降低了劳动者勤劳致富工作胃口。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工作时间不断缩短，带薪假期不断延长。素以勤劳闻名的德国人，如今变成了欧洲的“大懒虫”。平均每个德国人每周只工作35小时，有个德国人是这样说的：“我不想加班，只想午后坐在太阳底下喝啤酒”。与此相关，人才外流、偷税漏税、地下经济也深深地捆扰着各国。

    3、社会福利计划的扩大，促使官僚机构日趋臃肿。

    每个国家为了管理福利工作，都要组织一支从中央到地方的庞大的队伍，这支队伍包括各种等级的专家。如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职工整顿专家、就业问题顾问等，还包括受理申请、建立档案、处理日常事务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查询和处理的问题非常烦琐，维持这个队伍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福利津贴的费用。例如，意大利罗马市政府救济机构把它的预算费用的60%花在行政管理上，威尼斯救济机构的行政管理费用占救济预算的55%。美国的济贫款项也是被那些贫困问题顾问，贫困调查报告的研究，日常文书工作以及维持一个庞大的管理社会福利的官僚机构花掉了。

    有不少报道显示，联合国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款项也只有很少部分到了受援者手中，大部分被用来养肥了收入丰厚的联合国雇员。

    随着福利工作队伍的不断增长，各级政府官员占从业人员的比例不断上升。目前，加拿大、芬兰、法国、挪威、丹麦、瑞典等国这个比例分别达21.5%、22.1%、23%、29.1%、30.8%、32.4%。换个说法是，在瑞典，每两个工人要养一个“公仆”。想想看，在中国，号称920万党政群官员，只占从业人员的2%左右，就已经把各级政府的财政压得喘过气来。创造财富的人少了，大家都去分配财富，这财富又怎么增加呢？

    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艰难

    面对社会保障制度危机这个点燃了引线的炸弹，西方各国有识之士忧心如焚，纷纷提出改革建议。但要改革又谈何容易。几十年吸食社会福利海洛因的各国受益者，对于任何要他们戒掉吃社会福利或少吃社会福利的劝告一句也听不进。更何况对那些已交纳几十年社会保险捐如今该轮到他们享受的人来说，这样做也是不公平的。这些福利待遇是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换取的胜利果实，这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1988年11月，英国财政大臣劳森在一次吹风会上，谈到养老金制度改革并用了“制定发放标准”一语，不料两天后，这个平平常常的吹风会竞上了星期日大报上的头版，消息一发表，劳森吹风会也成了英国下议院辩论的热门话题，众怒沸腾，这事不得不搁浅。1993年3月，刚上台不久的克林顿政府，为削减社会保险赤字，提出“暂停生活费指数调整一年”。竞收到退休人员协会数千封愤怒的电报，这事只好作罢。

    西方各国“大民主”政治制度的缺陷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帮了倒忙。面对社会福利享受者和福利工作队伍之类特殊利益集团的不合理要求，一心捞取选票的资产阶级政客，不但不敢得罪，反而胡乱许诺，拼命讨好，否则就会落选。可见要让西方各国政府依自身力量，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能的除非社会保障制度的自行爆炸。

    如今的西方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经济停滞，社会风气恶化，看不到一线光明。作为发展中的东亚国家，向以家庭价值观著称，重视储蓄，有如今生气勃勃局面的中国，难道还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吗？

时间：2006年08月04日【来源：《新青年·权衡》】  【作者：邹正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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