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会“未富先老”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的储蓄仍然足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使中国在达到老龄化之前实现富裕

【网络版专稿】中国会“未富先老”吗？对此，人们主要担心的是人口老龄化可能给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带来结构性危机，也就是说，中国无法在“变老”之前实现富裕目标。但我们认为，找不到强有力的理由证明，中国在变老的同时不能变富。

根据标准的宏观经济增长核算模型，只有四种方法能实现人均收入增长：第一，增加总人口中劳动力的份额；第二，使工人由低附加值产业转移到高附加值产业；第三，通过投资于固定资产或教育来提高人均资本水平；第四，使劳动力和资本以更有效的方式结合。

前两个方法正是著名的“人口红利”，即一个经济体从劳动力的增加和城乡劳动力再分配中获得的收益。

现在，中国的劳动人口增长率比总人口增长率快0.3个百分点，但是再过20年，劳动人口增长率将比总人口增长率慢0.3个百分点。另外，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从城乡劳动力再分配中得到的生产率收益大约为每年1个百分点。

把上面的数字加起来，我们认为，在人均水平上，今后20年的人口变化给经济增长率带来的直接损失大约为每年1.6个百分点。如果我们估计结构上可持续的实际GDP增长率为每年9％，这就意味着到2020年至2025年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减缓到7％，而人均GDP增长率将会从现在的8.4％下降到6.8％。这样的增长率仍然会使中国大陆经济在东亚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这并不会妨碍中国走向富裕。

我们可以在讨论中去掉全要素生产率即上述第四种方法的影响。这并不是因为全要素生产率不重要，相反它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事实上，在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中国是战后表现最好的经济体之一（近25年年均为2％－3％）。但学术研究通常未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国家由穷变富或人口抚养比的变化间有很强的关系。此外，最近还有证据表明，生产率增长和劳动力结构老化（即老工人在所有工人中所占比例的增加）之间甚至可能存在正向关系。

从亚洲的经济增长经验来看，资本的创造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到目前为止，单是固定资本投资这一项就可以解释中国人均增长率的一半到三分之二。此外，从宏观的视角来看，亚洲经济能够维持30％到40％的投资占GDP比率的唯一原因，是亚洲各国差不多有着同样水平的储蓄。而随着工人的退休，储蓄率会下降，这是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的一个观点。

我们都知道，经济增长率会随着一个国家变得富裕而逐渐下降；因为随着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资本边际产出递减，一个给定水平的投资/GDP比率所带来的增长效应会减小。再加上其他原因，就是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富国的真实增长率不会达到9％的原因。但是，人均收入刚刚超过2000美元的中国，离这种增长率下降的压力还有几十年的距离。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的逐步老龄化、储蓄减少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率下降，会使中国的增长率以超过预期的幅度急剧跌落，从而令中国最终不能在老龄化之前达到富裕水平吗？

对此，我们的答案是：那是非常不可能的。理由有三。

第一个理由是，与拉丁美洲或东欧国家相比，东亚各经济体在老龄化过程的开始、中间和结束时，都有持续的创纪录的高储蓄率。所以，尽管我们也认为储蓄率会下降，但可以肯定，它不会急剧地下降。

事实上，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储蓄率的变动可能会相当小。这正是我们的第二个理由。回顾发达国家在老龄化过程中的国内储蓄率变动路径，我们会发现，储蓄下降在劳动力比例达到顶峰（此时人口抚养比最低）的2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当我们转向亚洲时，具体数字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但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会出现人口方面的危机。中国的情况会不同吗？看看下面的图，中国经济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东亚各国人口抚养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BS estimates

简而言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在将来会和它的邻国有很大不同。这也引出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理由：现在中国能够承受得起储蓄的大幅度减少，这种减少不会给中国的投资和增长造成实质性影响。

如前所述，到2020年－2025年，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可持续真实增长率为每年7％（人均6.8％）的经济阶段。为了达到这一增长率，中国需要多少投资呢？历史数据显示，答案是GDP的32％到35％，甚至更少。

根据国民核算账户数据，现在中国的总储蓄率大约为GDP的50％。这意味着即使有高得不同寻常的投资率，中国依然把占GDP近10％的储蓄出口给了其他国家。

根本的一点在于，基于中国现在的生产率和投资趋势，在未来20年内，即便国民储蓄下降几乎一半，中国也可以承受，同时还仍然能保持人均收入的增长、实现富裕，而且速度比当年的其他东亚国家更快。

但中国储蓄减少一半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我们认为，占GDP5％到6％的“过剩”储蓄在未来数年内会消失，这将使得国内储蓄率下降到GDP的44％。而人口逐渐老化所导致的中国储蓄下降又会有多少呢？以国际上最坏的情况，即日本的例子来看，日本的储蓄率同样先是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周期性最高点跌落了5个百分点，然后在接下来的30年中，由于人口老化原因又失去了7％。从44％减去7％，20年后，中国总的国内储蓄率仍然能占到GDP的37％。

换句话说，在去掉老龄化的影响之后，中国仍然拥有足够多的储蓄，来面对包括养老金改革、企业分红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善等在内的额外的“储蓄冲击”。而且，这已经是最坏的情况了。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会自动地变得富裕。但以上分析说明，我们不必过多地担心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作者乔纳森·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为UBS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安德森/文《财经》网络版   [2007-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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