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经济数据,GDP增加7.4%,比前值7.7%低,比市场预期要高。3月份进出口同时较大幅度下滑,进口下滑幅度超过10%,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仅5.4%,远低于GDP增速。经济衰退的趋势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出来了。
本届政府强调经济结构调整、去杠杆的重要性,明确可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长来推进改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提出可以容忍经济增长在7.5%上下有一定的波动,但他仍然担心可能面临的就业形势恶化。经济繁荣的时候,经济对劳动力需求旺盛,此处待遇不好,自有下家可去。但经济下行时,工作机会少,劳动者对工资、社保也会分外较真。但企业也会陷入经营困难,劳资冲突势必不可避免。
这种压力己经体现出来了,4月14日,格兰仕(中山)工人打砸工厂,抗议工资低于公司招工时承诺的标准,约2000名工人参与其中,事后官方声明打砸行为系工人饮酒后起哄,最终演化成群体事件。格兰仕事件的详情尚需进一步信息,但此前东莞裕元鞋厂欠缴社保导致工人停工事件是被证实的,高步镇的四个分厂约3万人参与了停工。
因此,最近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政府推出三项政策:暂免征小微企业的两种税、加快铁路建设投资以及棚户区改造,旨在刺激经济,被称为“微刺激”。不仅是总理,社会各界已经开始体会到经济衰退的压力,这些最终都要反映到企业的经营压力上,抑制甚至削减工人工资,减招、停招或者裁减工人也将会出现。问题是,中国现在的低端劳动力已经进入快速上涨的通道,劳动力不可能接受降薪的行为,并且对福利等方面的待遇也开始斤斤计较起来。
那总理的“微刺激”可以缓解或者阻止经济的衰退趋势吗?恐怕很难。首先,对小企业减免税负,是“营改增”以来的常规动作,重在激发长期增长的动力,而非短期的手段。其次棚户区改造与铁路投资聚焦于特定的领域,规模也有限,难以承担拉动增长的大任。同时,在随后的博鳌亚洲论坛中,总理也明确表态的“我们不会为经济一时波动而采取短期的强刺激政策”。
一面是用工成本高启、企业生存艰难,一面是市场前景黯淡、外部环境不佳,秉承“不刺激、促改革”理念的政府是否真的没有可作为的地方?显然不是。
近几年工人抗议工资低、企业欠缴社保,越发成为常态,频频出现于珠三角、长三角地带,尤其表现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对于制造业来说,上涨过快的用工成本已经将它们逼入亏损经营的境地。以东莞的裕元鞋厂为例,在中国雇用超过16万制造工人,分布在东莞、中山、珠海等地。事实上,裕元可能也无法承担这笔欠缴的社保,东莞市养老保险单位缴费为14%,以2013年最低缴纳基数计算,已经高达3亿,按省社平工资计算,则超过9亿。裕元一年的营收尚且不超过500亿。
劳动力综合成本的上涨,促使裕元的母公司开始将大陆的生产线向东南亚转移,裕元欠缴社保的事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政府也并非不知道。新闻披露,裕元集团与相关政府部门在面对工人要求补缴欠缴的社保时就说到,此前未依法足额缴纳的社保无法补缴,只能够从本月开始给工人足额缴纳社保。广东省近年也在尽力的调低社保缴纳基数和比例,但社保缴纳总量仍然过高,难以扭转局面。这种局面在上海、北京更为严重,单位缴纳的养老一度高达22%。
抛开外部环境不谈,用工成本过高,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最大障碍,不断攀升的社保缴费是纳过高是企业经营的最大压力。这尤其体现在低端劳动力,在京沪等地,社保不仅比例高,单位负担近45%的缴费比率,基数也高,远远高于最低工资,甚至会出现单位缴纳的社保高过工人到手的工资。2014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37667亿元,比上年增长9.1%,占2013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成。说到底,是政府从企业和劳动者手里拿的太多,所以企业觉得成本太高,而工人也觉得所得甚少。
政府征收较高的社保主要支付已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弥补社保赤字,但这显然是一种杀鸡取卵的行为,较高的企业经营成本,会迫使资本从实体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退出,重创就业市场,无疑这会进一步恶化经济衰退的趋势。近年来广东、上海等地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降低社保缴纳比率,社保基数增幅也有所放缓。但这还不够,政府应该有更积极的减征社保举措来减轻企业的负担,企业扩大利润的同时,也将带来更多的就业,这或许是比微刺激更好的“刺激”政策。
(编辑 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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