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养老改革公务员不能成特殊人群

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证实“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已正式下发,人社部要求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试点省市认真做好启动准备工作。据报道,此次中央下决心推动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政不堪重负。因此,“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就是要将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下调至与企业一致。说得直白一些,就是中央财政要甩掉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这个沉重的包袱。

事实上,事业单位改革并不是新闻。在中国,事业单位多达130万个,大多数事业单位都是在各级政府管理下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但又与国有企业或社会组织相区别。继国企改革之后,事业单位就成了机构改革的主角。这一轮改革直接涉及到的事业单位人员高达3000万人,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的事业单位人员占了总数的60％以上。

与国企改革的跌跌撞撞推进不同,事业单位改革的进度要慢得多。尤其是涉及到利益层面的制度改革,在极其复杂的利益纠葛下显得步履蹒跚。此次国家人社部下发的“改革方案”也仅仅是确定了五个试点省市,并要求这些试点省市“认真做好启动准备工作”。连“试点”都还是“启动”前的“准备”阶段,可见决策层也预料到了这一方案真正推行可能遇到的强大阻力。

从所谓的“财政负担”看,备受诟病的每年9000亿元“三公”浪费在待解问题中显然更应有一个优先的安排——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没有看到相关方面拿出有足够魄力的办法来。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次的改革直指“养老保险制度”——如我们所知,养老保险是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维系社会和谐的根基。于金融危机笼罩之下,建立和健全一个公开、公平和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扩大内需的当然之选。于正在转型之中的中国而言,未来30年最大的社会转型也许就是从一个人口红利时代到一个老龄化社会的转变。渐行渐近的老龄化社会将对中国带来的最大冲击,并不仅是制造业的困顿,而更表现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将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所替代——可曾想过,在日益沉重的社会压力下,那些独生子女家庭还能够像他们的父辈们一样担负起养老抚幼的担子吗？

对养老的茫然与无助,正可说明为什么在金融危机面前中国仍然有着极高的储蓄率。身处当下,有几人敢放胆消费？因而这一“改革方案”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里推出,至少在笔者看来有些不合时宜,还打偏了靶子。就养老保险制度本身来说,这次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据说是要“削峰填谷”。但事业单位人员所享受的养老保险实难称为“峰顶”——公务员的社会保障较之事业单位人员,还要高出不少。只“减”事业单位而不“减”党政机关,于社会公正的维系上显难自圆其说。而种种迹象表明,公务员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与事业单位及企业职工的福利与社会保障,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为公众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任何改革都只能立足于保障的公平、保障的效果。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应该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之上,通过各利益阶层的充分博弈后再行推出。事关社会而非行政本身,由某个行政部门来单方决定另一数量庞大的人群的社会保障幅度,在合理性上显然有所失当。但愿这些失当都能在试点和方案的最终确定过程中得到有效的矫正。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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