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如何延续人口红利
郭晋晖 曾临
当标准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在中国逝去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又对延续人口红利、如何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进行了系统研究。
11月10日,北京大雪之后的下午,蔡昉就此问题接受了CBN记者专访。
制度改革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
CBN:有人说“未富先老”正在成为我们的一个噩梦。你如何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正逐步消失的问题?
蔡昉:正在消失的人口红利可以看作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我一直强调,人口红利是人口结构转变的结果,但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条件才可能获得。
我们过去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红利的代理指标。实际上,人口抚养比从上世纪60年代中就开始下降。但由于当时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获得人口红利的制度环境。直到改革开放,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外向型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人口红利才在中国经济增长、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
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也就是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以后可能就不能直接从人口抚养比中获得好的人口结构了。但人口结构同时还发生一些其他变化,有机会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二次人口红利同样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政策改革和制度调整,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调整、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保障制度调整、注重人力资本的培养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等。
CBN: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对于人口政策的讨论也非常热烈,你认为已经执行了三十年的计划生育制度是否应该改革?
蔡昉:计划生育政策其实已经在调整,现在很多地方实施的“双独”政策,有一些地区还在探讨“单独”政策,即结婚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也可以要两个孩子。类似这样的政策调整今后将会有很多。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从中长期考虑这一人口政策也会调整。但是什么时候调整、怎么调整,我也不知道,但肯定要等大家都弄明白了,才是最有把握的时候。
从长期来看,放宽人口政策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但人口政策的调整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人口突然波动对社会生产安排、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安排,都会造成很多不可预测的状况。
劳动力成本肯定要提高
CBN:你在四五年前提出了“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正在从无限供给转向有限剩余,这个论断一直遭受质疑,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大规模农民工失业之后。现在危机已经过去一年了,情况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你怎么看待当前的劳动力供给情况?
蔡昉: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也只是受到短暂的出口减少的冲击、有过农民工大规模返乡的现象,但是调整很快、这些农民工很快就就业了。现在,“民工荒”的呼声大过农民工就业难的呼声。这也证明我们过去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估计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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