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面临缴费高保障低质疑 资金被通胀稀释

养老靠政府，看上去很美

特约评论员 郑褚

从年初的佛山工人退保潮，到上海软性延迟退休，养老保险制度几乎从来没有面临过今天这样广泛的质疑。一方面，人们对其保障的有效性产生怀疑，另一方面，这种强制入保，账户由国家统筹管理的保障制度，其存在本身的合理性也争论不休。偏向福利的人士认为，随着国家财政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有责任补贴和完善现有养老保险制度，让退休者尤其是其中的低收入人士安享晚年;而持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观点的人士则认为，养老是个人和家庭的事，个人比国家更有动力和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养老金，让政府对养老负责，只会使他们有更多借口浪费纳税人的钱。

我们暂且放下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先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下投保人的收支进行一个粗略计算，因为，如果它让投保人不是受惠而是受损，那么它就不是保障而是掠夺，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完善的必要，只有改革或者善后的必要。

交社保划得来吗?

公民交纳的养老保险由两部分组成，由企业代缴公民收入的20%，公民直接交纳收入的8%。而退休以后领取的养老保险也由两部分组成，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余额。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以办理申领基本养老金手续时的上年度全市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年限每满1年增加1%，个人账户的余额发放男女不同，女性55岁退休计发170个月，男性60岁退休计发139个月。

说是170个月和139个月将你的个人账户上的钱全部发完，但这其实只是一种计算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养老保险只是按照1/170或者1/139每个月支付，而不管你的个人账户里的钱是否发完，其原因也非常简单：不能够使得退休人员在某一个时点以后的退休金有大幅度的下降而造成社会问题。

我们假设某人25岁开始工作，工作35年至60岁退休，其间按照标准缴纳养老保险金35年，并于75岁死亡(中国目前平均年龄69.5岁，假定本世纪中叶达到发达国家水平75岁)，可领取养老金15年。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先假设社会平均工资在未来的60年不增长，社会年平均工资永远为1。那么该员工共缴纳养老金为0.28×35=9.8，退休之后，他可以领取基础养老金=1×35×1%=0.35，个人账户养老金=(0.08×35)×12/170=0.197647(按170个月计算)。

两者相加，该员工每年领取0.3+0.2329412=0.54764的养老金，生前领取养老金总计0.5329412×15(退休后的生存年数)=8.2147，该员工领取和缴纳养老金之比为0.83823。领回的还没有交的多，显然划不来。

另一个必须考虑的要素是通货膨胀，任何社会长期来看都必然是一个通胀的过程，今天的人民币和美元英镑的购买力，都非三五十年前可比。

假设我们的社保制度是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刚参加工作的某甲和某乙工资都为60元，某甲只按最低的标准交给养老保险四块八毛钱，而某乙为了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在以后的十年当中都坚持每月多给社保交20元。30年过去了，某甲和某乙如今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回头审视自己的生活：某乙在上世纪8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工资较大幅度提高以前)，生活品质都只有某甲的2/3，他换来的唯一好处是，在社保账户上比某甲多2400元，这仅仅相当于目前城镇职工一个月的平均工资。显然，个人账户是个很坏的投资品，领取根据退休前一年的平均工资制订的基本保费还比较划算，前20年多送进个人账户的钱被通胀严重稀释，几乎等于打了水漂。

按中国的通胀速度，很有可能前20年交的社保费在数额上只等于最后5年交的钱。年轻时多交老了多拿没错，但多拿的钱远远比不上年轻时多交的损失。

“惠民”的钱从哪里来?

反驳者也许会说，工资水平不可能永远保持不变，如果我们考虑到工资逐步增长，那么购买养老保险就是划算的。确实，按照上面同样的公式进一步推算，若经济一直稳步上升，社会平均工资在未来的35年每年以5%的速度匀速增长，则员工领取和缴纳养老金之比为2;若经济缓慢下降，社会平均工资在未来的60年增速均匀地递增，员工领取和缴纳养老金之比仍接近一倍。不管怎么说，只要社会保持增长，交了一分钱到老拿回两分钱，如果我们不考虑机会成本，看上去总还是赚了一点。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有人真的吃饭没掏钱，也一定是因为别人替他掏了。

尽管有部分地区已经拿出地方财政来为养老金支出埋单，但根据养老金的架设来说，它是独立于财政之外的，国家并无对其进行补贴的义务。社保要让投保人最后拿走的比存进来的多，就必须自己想办法。社保资金投资股市、债券、基金，是各国普遍的选择，中国也不例外。目前，不过中国社保基金投资收益率还不到2%，几乎是世界上收益率最低的，连官方账面上的2.2%的物价增长指数 (2000-2008年) 都没有跑赢，养老钱实际处于贬值状态，且就目前情势看来，随着社保基金规模越来越大，贬值损失也越来越大。

社保资金靠投资收益很难填补缺口，现收现付是很多国家养老金管理中共同的选择。现收现付也就是把年轻人交纳的养老保险交给领取社保的老人，这些年轻人老了以后又由下一代人来养，它比较好听的名字是“一代人与一代人的契约”，被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讥为“最大的庞氏骗局”，所谓庞氏骗局就是“老鼠会”。

不过，一旦经济下行，现收现付仍然满足不了支出，法国民众因为退休制度改革已经进行罢工，希腊、保加利亚和马其顿的民众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走上街头，这些改革的核心内容，或者削减养老金，或者提高退休年龄，或者提高养老保险缴纳比例。

中国正处在老龄化过程中，以后适龄劳动者越来越少，退休者越来越多，养老保险的支出还将越来越大，收入也将越来越少。据世界银行的一项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目前对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估算，最乐观的也认为缺口将达到3万亿人民币。而据全国社保基金会预测，到“十二五”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规模预计也才1.5万亿元。

到那个时候，政府很可能会在让现役劳动者承担更重的养老负担和延长退休年龄之间选择。上海已经软性延迟5年退休年限，这仅仅是个开始，究竟延迟到什么年龄才够，一切皆在未知之数。

国家不应是养老保障的主体

为何一提“养老保险”，就觉得非国家参与不可，公民自身无力养老?这一观念的构成既有观念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其实搞强制社保以前，老百姓自己仍然会“积谷防荒”。

在观念上，相信“养老是国家的事”似乎也和计划经济养成的思维习惯有关，其实国家从来不是公民养老的主要保障，也不可能成为其主要保障。“国家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虽然看上去很美，但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老人不是靠自己家庭的投资和积蓄，而是靠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来维持晚年生活。大多数西方国家养老金缴纳比例和领取金额都并不大，美国老人的养老金水平也仅仅是一个月三四百美元，约占美国人平均工资的1/10，即使在美国的低收入家庭，养老金在老人月支出中也很少能占到30%。然而，由于退休者往往都有一大笔积蓄，他们甚至相对在职工作者更加富有，在老龄化社会，这些私人养老金的投资和消费带给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被称为“第二次人口红利”。

而现实因素是我国以大量下岗职工为代表的退休人员普遍贫穷，而他们是社保的主要支取群体，甚至当前社保制度有为他们量身打造之嫌。当年的低工资其实也不成文地包含着政府要在住房、养老上提供保障和补偿。然而，随着下岗、住房/医疗改革，以及把工人从“退休工资”推向全民社保，政府等于是单方面毁约，而把履约责任交给了刚刚加入社保的投保人。

当然，改革前的模式早该停止，这种毁约并不是坏事，不过显然应该将这一批人的养老和安置问题作为一个转型成本，由在转型中直接获益的一方去承担，而不是由新一代劳动者去承担，他们实际上也负担不起。

此外，国家管理养老金账户这一体制本身也存在问题，在“上海社保案”出现之后，这方面问题日益引起国内民众重视。其实，即使以美国之高效廉洁，以“管理成本”为名的浪费仍然严重，按经济学家的计算是每三美元最后只有一美元发到老人手里。因此现在美国通过建立401k养老储蓄计划来替代养老保险，主要手段就是给401k账户里的储蓄降税，账户国家不动，存多少自己决定，但是私人在退休以前也不能随便动用账户里的钱。

更值得借鉴的是智利的养老金私有化改革。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情况和今天的中国类似，实际上已经是“现收现付”模式，并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1980年底，智利政府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养老基金资产获得的投资收益率越高、服务越好，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养老保险账户交给该公司管理，而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运营的养老保险金越多，获得的管理费也就越多。智利自1981年实施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在智利，甚至保险人死亡之后的养老账户结余也并不“归公”，其配偶和子女有权继续领取直到领完为止。

智利和中国同样处在老龄化过程中，为什么先前国家管理的社保基金入不敷出，而私有化却“一抓就灵”，个中原因值得深思。如果说养老问题的解决是搭了智利经济腾飞的“便车”，可是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速度并不输于智利，养老改革为何没搭上“便车”同样值得思考。

简单地说，养老保险必须让投保者拿的比付出的多，否则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但是政府并不愿意用公共财政为此埋单，而希望社保资金自己可以钱生钱—智利的经验证明，这也并不是不可能，问题是政府又不愿意让投保人自己选择最高效的资金管理者，而只允许把这些钱交给自己设立的管理部门，最后的结果就是，由于管理不善，劳动者不得不交纳更多的保费，或者退休年龄一再推迟。

可以肯定的是，不仅美国和智利模式离我们很远，以目前社保资金的缺口看，退休离我们也正在越来越远。回到现实，以笔者个人观点，至少可以得到三个结论：

1.交养老金是不划算的，除非你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养老。

2.交得越多越不划算。

3.“老有所养”看上去很美，其实靠社保，很可能不如靠自己。

城市白领眼中的养老困局

见习记者 徐伟

10月2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高票通过了《社会保险法》 ，这是我国首次就社保制度进行立法。一系列备受关注的养老保险问题，也在此法中得到了答案，该法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逐步实行全国统筹”，这对提高我国西部地区和农村的养老保障，或许是一个福音。

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的双重压力下，养老已成为我国一个日趋严峻的问题，国家养老和医疗保险的制度性漏洞，在户籍壁垒的投射下越来越明显。由计划生育政策裹挟而生的，是一对夫妻赡养多个老人的后果，加上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这一代人的养老压力注定要超过从前的所有人。而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的白领群体，也许最能代表我国目前的养老现状，如果他们都不堪养老重负，那么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我国社会的养老问题?你现在的养老压力大不大?你是否准备好了如何养老，请分别结合你的父母和你自身的养老问题谈一谈?

董超

培训专员，北京

PART 1 养老问题是个不定时炸弹

我是80后独生子女，父母都在上世纪90年代被迫买断工龄下岗，他们的养老保险自此都是由个人负担，每年近一万元，且逐年递增。为了老有所依，他们一直坚持交社会养老保险金，从我读初中到毕业工作，刚好10年。对一个下岗职工家庭而言，其压力可想而知。当年父亲下岗后带着母亲一起做生意，所以境况相对还好一点，本地多数职工下岗后要靠打临时工维持家庭生计，温饱都难以解决，养老则更加艰难。

我现在在北京的一家正规公司工作，养老保险有了着落，所以没有过多考虑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不过，我仍然觉得这是个不定时炸弹，因为将来跳槽摩擦性失业或者直接失业，我就需要面临自己和父母双重的养老保险问题，每当想到这些问题，不由感到沉重的压力。现在所谓的“白领”也不过如此，在大城市赚得多、花得也多，只不过是新时代的打工者罢了。

对于我家这种普通城镇工薪家庭而言，养老保险跟商业保险无异，没人知道政府明天又出台个什么政策，到时能不能开出来养老金，能开出多少养老金，我们都无法确定。我个人把养老寄希望于制度的改变，如果社会和户籍制度不变，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无法在养老、利民这两个根本层面上作出改变，更别提其他，而养老问题不解决，迟早会有麻烦。

王建平

大学教授，广州

PART 2 中国式养老的城乡二元差异

中国的养老呈现城乡二元差异，农村主要靠家庭养老，虽然国家有一些投入，但是很少;而城市，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在不断发育。另外，城乡养老的要求不一样，农村大部分老年人都没有收入，要靠子女赡养，如果子女不养老，他们就可能活不下去，他们的要求很低，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即可;而城市老人有退休金，他们的基本生活可以得到保障，但在精神和心理层面有更高的要求，他们想要有更丰富的老年生活。

现在农村的家庭养老压力越来越大，随着城乡一体化，农村孩子的成长花费增加，一些家庭维持基本的生活已经很艰难。对城里人来讲，最关键的是城市的居住成本增加，且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独生子女家庭增多，一对夫妻要赡养好几个老人，城里年轻人的养老压力也在增加，这是目前整个社会需要关注的。

我目前还不觉得有很大的养老压力，我的父母在农村，他们的养老要求相对低一些，只要满足基本的生活保障和看好病就行了。而对自己将来的养老，我看得比较开，对子女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他们有时间来看一看我们，与我们多交流就很好了。

李祺

媒体策划师，深圳

PART 3 这样的社保太忽悠人了

我国养老政策的可信度太低，每个月交社保要几百块钱，还规定如果三个月不交，之前所交的医保全部清零，若想续交，需要重新开始计算时间，而到最后我们是否真的能享受到社保的好处，还不得而知。

我父母是老师，他们有自己的房子，月收入加起来有4000元，而老年人的消费又不会太高，所以他们的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根本不用子女担心，我们的养老负担并不重。但前几年，我父亲得了膀胱癌，动了手术，他一直有买医保，应该是可以报销的，但是最后几乎一分钱都没有报销，全部费用由我们自己承担。我很诧异，我爸爸就快退休了，他交了那么多年的社保，但是到真正需要它起作用的时候，却失灵了。

我们都觉得这样的社保太忽悠人了，也担心自己交的钱最后不知去向，到时候根本起不了作用，所以我老公没有买社保。我买了社保，也感觉像鸡肋一样，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为我之前做记者的时候，交的社保很高，花了很多钱，觉得丢了可惜，所以就想继续交下去。深圳市有规定，若交满十年，从45岁开始就可以享受每个月1000元的回报，这有点像投资，我是奔着这个去的，但是后来又听说政策改了，所以我觉得挺不靠谱的，像这种长线政策，国家不应该总是变来变去。

我一直认为，保险是为死亡服务的，因为大家害怕老的时候疾病缠身，就需要治病来减轻死前的痛苦。我与老公商量好，如果将来我们老了，得了大病，要花很多钱，一个手术可以治好就治，但如果真的很麻烦，那就干脆不治了，免得既辛苦自己，又拖累家人。

熊伟

互联网实验室总裁，北京

PART 4 啃老比养老更值得担忧

养老实行全国统筹是件好事，把养老保险国家化，目前由地域、户籍差异带来的不公就有望得到解决，也让更多的老无所养的人得到照顾，这是一个进步。

现在大家参加养老保险，可以期待退休的时候每个月拿养老金。长期来看，通货膨胀基本上是常态，所以按照现在的规则计算出的养老金，未来也许不够用。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社会保险不仅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所以社会保险的科学性、实用性一定会逐步地改良。如果中等收入的人，缴纳了几十年养老保险，在年老时养老金不足以支持生活，那么肯定会有很大的问题。负责任的政府不会让这样的问题凸显出来。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档次”，也不可能超越社会的整体经济实力。预期普遍的社会养老，能达到解决老年人温饱的水平，可能比较现实。

我的父母和岳父母都有很长的工龄，他们的退休金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在养老问题上，没有感觉到特别大的压力。对于自己的养老，现在才三十多岁，似乎还比较遥远。至于我所在企业的员工，他们每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有的同事有较大的养老压力。企业应该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这是守法的企业公民应该做的;而作为个人，从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来缴纳养老保险，不妨看做纳税行为，用于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工资，所以我并没有预期它未来可以带来多少回报。

我认为，与其强调青年人养老的压力，还不如强调我们父母辈的压力。现在啃老族并不鲜见。长辈们被子女啃老，或者说不得不“延长抚养”已经成人的子女，拿出积蓄为子女买房，付出精力和退休金抚养孙辈，而子女无法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我觉得这是值得担忧的。

徐锋

法律工作者，东莞

PART 5 年老时想保持消费水准得靠自己

一套好的养老制度能给处于年轻时代的人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让他们更有精力和能量投入到事业中去。中国的养老保障压力非常大，但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处在不断学习和发展过程之中，要想建立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健全、充分的养老保障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观念不能迅速改变，养老保障改革之路也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

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就建立了，但70年代以前的大部分人是没有切实的社会养老保障的，多年来社会养老保险因强制力度不够，操作方式不成熟，其适用的范围和有效性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还有许多的人对社会保障认识不充分，或出于收入原因，或对政府保障的不信任，认为社会养老保险可有可无。总体上，老百姓对政府目前的养老制度不甚满意。当老龄化社会从趋势逐渐变成现实时，养老问题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虽然有点亡羊补牢的感觉，但仍不为晚，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养老问题仍是一个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复兴的大事。

人真正有时间能够享受生活的时候，是退休之后，并希望退休之后不会因为失去收入而降低生活质量，可能，退休之后对生活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作为年老者又不得不面临疾病和死亡的挑战。因此，老年人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去保持健康、调整生活状态。按照现在的物价水平，我认为年老时每月有2000元的生活费用来源，生活会比较有安全和幸福感，才能说得上老而无忧。对自己的养老经济来源，我寄希望于三方面：社会保险、自己的积蓄、子女的赡养。

养老：在场与逃离的鸿沟

苏小和

如果说全盘倚仗国家的养老体系是一种天真的幻想的话，那么，今天的所谓中产在祛除“很傻很天真”的想象之后，需要应对的，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规划，他们必须在市场与体制的牢笼之下，未雨绸缪，学会“先老年之忧而忧，后青年之乐而乐”了。

在国家福利体系极不健全、人口红利吃尽、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当下，对计划生育政策缔造的这一代独生子女而言，面对的养老问题，不仅是能否赡养父母之老的困境，还有未来他们自己将如何养老的未知之惑在困扰他们，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问题的本质在于，养老保险体制的本意，毫无疑问是指向每一个人的。所以这些年我们看到，即使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私人公司录用员工，也必须签订与养老保险有关的劳动合同，即使是身处偏僻的乡村，养老保险的标语也打在了田间地头。一时之间，这个国家的养老保险看上去气象万千，惠及众生，我们似乎真的进入幸福的小康社会了。

但是很遗憾，如果你不属于体制内的一分子，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一名拥有行政级别的老人，如果你不是在行政事业单位退休的公务员或者知识分子，如果你不是垄断国有企业的退休职工，你还过于认真地相信此时此刻的养老保险体制，那么你就过于天真了。有人开玩笑说，这个看上去很美的养老保险体系，事实上很像那个著名的22条军规，无论你怎么做，最后你都是失败者;还有人说，其实更像一个荒诞剧，因为你不在场，所以你一切的努力，最后都不过是一场梦，那不是真的。

是的，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你不在场，因为你不在体制之内，所以你与这个国家的养老体系没关系。如果你不认清这样的事实，那么你会把本来就不多的收入浪费掉一部分;如果你认清了这样的局面，那么你会难过，你会对你的未来突然感到害怕，你会前所未有地开始忧虑。

每一个与体制无关的、正在劳作的人们，都应该仔细想想下面的问题：

现有的养老保险体系规定，必须连续交纳15年的养老金，才能有效，请问，今天有谁能在一个地方连续工作15年?都说养老金其实是可以异地转移的，但是事实上这种看似美好的愿景其实都难以得到落实，且不说办事员不耐烦的眼神，毫无礼节的呵斥，就算从深圳跑到北京，或者从上海跑到广州，事实上，一张往返的机票钱，可能就已经冲抵掉那点养老金了，很多人最终只能选择放弃，养老保险动不动归零的现象并不少见。

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个人利益和成本收益在生活，相信更多的人看到了养老保险体制内在的弊病，所以更多的人选择放弃，不参与。即使只有5000万人选择放弃，对于这个国家的养老体制而言，一年就是缺了500亿投保资金。这种用脚来投票的经济行为方式，危险的是让国家的养老保险吸储能力出现危机。这甚至有点像一出与体制有关的出埃及记，更多的人选择出走。政府开始以为这没什么，说不定这是对体制的减负，但时间一长，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大量的人们选择逃离体制，至少在养老保险资金这一块，出现了很大的缺口。

因此，个人的权利需要重申。一个明显的经济现象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一直无法把国内的资本真正“市场化”和“全球化”，本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有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在权力与市场的媾和之中坐享渔翁之利。他们意图建立一个类似于“钟罩”的制度，体制内的人群活在钟罩之内，靠着既得利益安静度日，歌舞升平，体制外的人活在钟罩之外，体制不仅不真正关心他们的生老病死，还垄断他们参与到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有些地方政府，当他们需要提高财政能力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人口红利，想到了那些像蚂蚁一样无人照顾的人群，事实上也是有纳税能力的;但当需要建立诸如养老保险这样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却将这些非体制内人群排斥在外，想尽办法推卸掉作为公共机构的责任。

在养老体系问题上，无数的体制外白领、记者、编辑、律师、工程师、作家、诗人，他们的养老境遇，并不比农民好多少，只是在此时此刻，这些人眼前的收入比农民高了一些而已。

如此格局之下，我们看到了中国超大规模的对人力资本的浪费。人，每个人，才是市场经济得以发展的惟一动力，养老保险的终极意义在于对生命的尊重与安慰，但在我们这个国家，它的前端，却是对人的一种限制、一种排斥、一种剥夺。市场经济有着一种内在的美妙的均衡性，失去了原因，就没有目的，忽略或者异化了目的，原因也会荡然无存。每个人的发展，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也是我们发展的动力。剥夺了个人发展的机会与权利，这个国家孜孜以求的富裕、崛起，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眼下，我们看到的养老保险困局，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反市场逻辑的一个小小的表征。

作者系财经作家

他国养老经验

资金筹集方面

智利：完全由个人缴纳，雇主不承担交费义务。他以个人资本为基础，实行的个人账户包括基本个人账户和补充个人账户。

新加坡：资金由雇主和劳动者个人按照等额原则缴纳，职工工资收入的一部分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征收后计入个人账户，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工资收入等作相应的调整。

基金管理方面

智利：实行私营机构竟争性管理，建立了专门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即AFP)，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政府机构，负责依法对各AFP 的经营行为和养老金的使用进行监控，其管理经费由财政预算拨款。

瑞典：进入名义账户的资金直接用于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即辅助养老金实行市场化管理，由雇员自己选择基金管理公司，决定基金的投资方向，风险自担。

基金投资方面

新加坡：采取公营方式，由中央公积金局根据政府主导统一集中投向房屋建设等公共领域。

瑞典：政策制定者为了让其参加者有更多的投资选择，允许任何在瑞典注册的基金公司参与辅助养老金的投资管理。

待遇给付方面

智利、瑞典：个人账户只用于支付职工养老保险资金。

新加坡：公积金除用于养老外，最终发展成包括养老、医疗、住房在内的一项综合性社会保障制度。

岳经纶：社保改革距离福利国家太远

特约记者 王秀宁

PART 1 社保制度的碎片化与“福利地区”

时代周报：养老问题的争议，目前可以从两个方面关注，一是社会保险制度的分配正义，一是包括养老金在内的社保资金这块蛋糕如何做大。明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和刚出台的《社保法》都明确了今后社保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要实施“全国统筹”的目标。对此，你怎么看?

岳经纶：提高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我们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时候就谈到了。但直到今天，尽管名义上有二十来个省达到了省级统筹的水平，但实际从运作层面来看，还是有很多水分。像养老保险制度这么重要的制度从一开始就应该确立一个全国统筹的目标，而不是到了今天再来谈全国统筹。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一开始设计法定养老保险制度时，就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而不是各州自行其是。

当然，当初之所以缺乏统一的筹划，也要归咎于“文革”中期原先的劳动保险体系遭到了破坏，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被推给了企业，这造成了我们必须从零散的企业式的社会保障体制转移到社会化的保障体系。这种低起点，并且是自下而上的统筹过程在应对今天紧迫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任务时，难度就比较大，在速度上就显得非常缓慢。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历史问题，当然，也有改革设计时的可行性考虑问题。实际上，从这里也可以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规划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国家，长期以来还没有形成一种“社会公民身份”的理念。举个例子，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领域我们应该有一个共同的福利权利或共享的服务项目，或者某种福利象征或符号，比如说，不管你身处何地，只要在中国境内，大家都享有某些底线平等的福利待遇。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找不到这样一个福利象征或具体福利。所以，从社会层面上讲，好像不存在“一个中国”，也不存在一个“中国人”的概念。而我们今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在于建构一个统一的“社会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全民医保的实现，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等，都可以看成是建构统一的“社会中国”的一个要素。

时代周报：在我们国家，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所享受的福利都是有区别的。

岳经纶：是的，都是社会政策或者说社会保障制度地方化的结果，是社会权利碎片化的表现。这种局面的形成是由于在社保制度改革一开始就缺乏一个全国性的整体设计，这为后来的社保制度建设留下了很大的隐患。过去我们在劳保制度方面曾有过全国统一的设计，但这一经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设计社保制度时，仅仅为了操作上的方便，这种地方化的福利供给制度就得以保留下来，并随着各个地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改革和创新而固化，以致全国出现了不同的“福利地区”。这种“福利地区”与前面讲的社会保障制度地方化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点都是地方化，不同点是前者是建立在统一的地方身份基础上的，不存在职工与居民、城乡之间的区别。这种“福利地区”在发达的沿海地区比较明显，如东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莞已经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社保改革带来的是“福利地区”而不是迈向“福利国家”。

时代周报：你刚才提到的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所实施过的全国统筹指的也是城镇居民吧?农民自始至终一直都被排除在这一制度之外的?

岳经纶：对，直到今天，我们谈“全国统筹”的概念，依然指的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至于农民这一块，纯粹的农民因为不存在流动，所以关于农民的一块主要也是指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而言。所以，这里也体现出城乡二元结构的困境所在。政府也意识到了农民养老保险的重要性，正在积极推动农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

PART 2 政府应付“出事”与“生事”，影响公共资源流向

时代周报：就具体如何实现统筹，你有过怎样的一些思考?

岳经纶：讨论全国统筹这一步，最重要的不是提出目标，而是怎样实现从县级、地市级统筹到省级统筹。我们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在于把省级统筹这一块做实，省级做实了，接下来一步才是全国统筹。真正的全国统筹的实现，不仅需要政治意志，而且也意味着中央政府要承担起养老保险的财务责任。

其阻力有二：一方面，阻力必然来自于地方本位主义。收上来的钱，本地民众希望用来提高自己的福利;政府则希望自己握有更多的资金。况且，在征缴方面，如果这部分钱是要上缴的，很多富裕的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就不会很高。也就是说，这里会有一个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关键还在于我们在政治上的重视还不够。如果用办奥运、办亚运这样的精神来统领社保工作，那肯定不一样。这次《社会保险法》的通过，应该是一个机会。所以，从这里出发，我们应该抓住这次立法的契机，在制度架构上整合那些碎片化的管理模式，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制度。

时代周报：你说的这种大型项目，也有可能占用了本该用于社保的资金?

岳经纶：目前，我们政府拿着纳税人的钱主要做了什么?在我看来，一是应付“出事”，主要是应急管理和维稳，比如最近爆出的维稳费用已经高达5000多亿人民币。另一个则是应付“生事”，这里的“生事”，也可以说是“盛事”，主要是指政府争取来的一些大型项目和工程，比如大城市会申办奥运、世博之类的大型赛事，小地方则热衷于承办各种会议、活动。“出事”和“生事”都需要花很多钱，这就使得常规公共服务的资金少了。更重要的是，这种花钱模式很可能形成新的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就会千方百计地做大应急这一块。在没有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生事”这一块也成为很多地方政府花掉原来想花不敢花的钱的契机，或者是启动一些并非亟需的基础建设的借口，这里又会花掉很多钱。

时代周报：正如你说的，统筹不仅仅是覆盖面的问题，作为公共服务项目的养老金应该是均等化的。但据媒体的曝光，还存在一些公务员拥有特殊待遇。此外，某些国企的高管也被爆出存在一些享受巨额退休金的情况。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低收入人群和这些高收入人群在退休以后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差别待遇?

岳经纶：在目前的中国，由于一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太大，导致二次分配的效用无法体现出来。当然，也可以说二次分配的力度还不够大。比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本来就低，属于那种“在职贫穷者”(working poor)，这些人本来应该是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对象。但实际的情况是，这部分人现在还得反过来从他们微薄的工资里拿出一部分缴纳社会保险，这带来的结果就是加剧了不公平现象。

经济学界有一个很简单的观点，认为我们内需不足是因为民众不花钱，而民众为什么不花钱，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个逻辑可能忽视了一点，从国家的层面来看，要让民众花钱不光需要社保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需要提高整体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整体公共服务的价格。至少让民众在教育、住房、医疗方面减少一部分支出，例如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等措施。

时代周报：这里是否还有一个税收和福利不对等的问题，比如一般来说，高税收比如伴随着高福利，低税收则享受低福利，但在我们国家似乎是一种“高税收-低福利”的模式。

岳经纶：我们国家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比如北欧的“社会民主”福利模式，他们税收很高，但享受的也是“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再如美国，虽然和北欧相比，他们算是低度福利国家，但即使是这样，他们的福利也比我们高很多。

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本来的逻辑是，民众交税给政府，目的在于换取政府的公共服务，这是一个基本的社会契约，但在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起来。

PART 3 政府：主导不如承担监管责任

时代周报：除了分配正义外，普通民众对养老金的资金安全问题也多有关注，最近由媒体爆出的社保基金13年巨额亏损6000亿不得不引起大家的震惊。对此，你怎么看?

岳经纶：在目前的制度架构下，社保资金亏损几乎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保基金的投资渠道非常狭窄。除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外，分布在各个县市的社保基金只有两条路，一是储蓄，一是买国债。最近审计署的报告指出这部分资金的收益只有2%，这大大低于我们的CPI。

关于社保资金的保值问题。第一是保本，风险大的地方进入要慎重;第二是要监管，陈良宇案发生以后尽管社保资金被挪用的情况少了很多，但毕竟目前的制度安排很难做到彻底监督，所以还是要防止被挪用。关于增值问题，又涉及到金融体系的建设。换句话说，把社保的这部分资金交给政府，如果政府并没有很多的金融人才来运作，那么增值的目的也就很难达到了。当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企业的年金是交给市场去运作的，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可供总结。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的市场需要拥有足够讲诚信、有财技和有社会责任感的金融机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时代周报：也就是交由第三方管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政府的职能在于监管而不是运作?

岳经纶：对，政府主要起到监管的作用。比如智利，私人部门成为养老金的主要运作力量，政府主要起到监管作用。同样，香港政府推出了“强制性公积金”。这里的公积金虽然没有统筹的概念，但毕竟是一个金融账户，这笔钱也是由雇主和雇员一起筹集，并交给市场来管理。香港政府有一个强积金管理局，它的职能就是两个：一是监管市场上的金融机构，防止他们的不法行为;二是监督雇主为雇员缴纳公积金。

PART 4 调整人口政策，应对养老困局

时代周报：无论是分配上的正义，还是社保资金的有效保值、增值，这都是短时期，基于三年、五年的考虑。然而，如果将时段拉长，从三十年甚至五十年来看，未来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必然随之降临的人口高度老龄化将会给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带来巨大的结构性难题，对此，你觉得是否要有一些未雨绸缪的政策变更?

岳经纶：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比如欧洲现在流行的说法是“现在退休的人是最舒服的”，再过一二十年退休的人是否还能拿到高额的养老金，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了。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增长，像德国这样的国家，人均寿命都已经达到了85岁左右，但新生人口又比较少，人口结构的越来越老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时代周报：所以，像北欧一些国家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延长退休年龄，比如我记得丹麦的退休年龄就是67岁。

岳经纶：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在80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大趋势。不过，回到中国的情况，这几年由于青年人就业压力比较大，恐怕不会马上出现大幅度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但如果再过十年或者更长一点，我们的人口红利锐减甚至消失了，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措施。比如除了逐步适当地延长退休年龄，还可以增加教育时间，包括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措施。当然，尽管我们现在还不会出台推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但是一定要做好这种准备。

时代周报：调整原先的生育政策恐怕也是出路之一?

岳经纶：是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老龄化是公共政策干预的结果。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有两个不同。一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未富先老”，这里指的是工业化与老龄化同时进行的现象。西方社会一般在18世纪进入工业社会，到了20世纪中后期才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

我们的情况不同，短短三十年内，同时发生了这两种现象。二是我们的人口老化有着很强的公共政策的因素，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在很大程度上给我们带来了今天的局面。鉴于这一点，我们只要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我们的出生率又会上去。

当然，这里也有很大的风险，那就是在城乡二元的格局下，就算放开“二胎”政策，由于现代社会生活的高度竞争性，以及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以及几十年来独生子女政策的惯性思维，还是有很多人会选择生一胎，毕竟以牺牲第一个孩子的生活质量为代价换取第二个孩子的出生，这会让很多城市的父母望而却步;而在农村，多子多福的思想还有残留，加其他一些因素，就可能造成农村人口进一步增多。农村人口增加本身这当然没有问题，但毕竟限于各种教育条件的制约，农村人口缺乏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那么在总体上，这样的政策是增加了低收入甚至是低素质人群的比例。

时代周报：如何解开城市人口“想生而生不起”或者“想生而不敢生”的困局呢?

岳经纶：这就需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降低公共服务的价格。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生活成本，比如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普通居民的医疗，所有人的基础教育和部分人的高等教育，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只有把这一部分责任减轻，今天中国的大部分城镇居民才敢考虑生第二胎。

【出处：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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