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支持推迟退休年龄的观点认为，这一举措有利于发挥高级专业人员等群体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养老保险的收支平衡。

反对观点则认为，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仍是供大于求，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挤压就业岗位供给，进一步加剧就业紧张形势。

梦想着一退休，就拿着养老金去各地旅游?这事有点儿悬，养老金有没有那么多，什么时候才能领取还是个问题。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6月5日称，将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基础上，适时提出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策建议。人社部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相应推迟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

这一消息传出后，即引起了很大争议，人民网就此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逾九成网友反对延长退休年龄。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专家认为，鉴于我国老龄化面临的严峻趋势，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社保基金压力，延迟退休或许可以成为缓解社保基金缺口的压力，延长退休年龄势在必行。

九成网友反对“延迟退休”

事实上，近些年来人社部对“延迟退休”一直有着比较积极的态度。据本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仅去年下半年以来，即有数次官方表态。

去年10月25日，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表示，人社部正在慎重、积极地研究退休年龄推迟问题。

1月20日，尹成基称，人社部将在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适时研究完善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有关政策。

3月7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个别地方不是在试点延迟退休年龄问题，而是在延迟领取退休金的年龄。这是一项被世界各国实践所证明的一项很好的制度安排。

6月5日，人社部再次就此话题表态，首提“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态度趋于坚决。

与此同步，人社部已经开始着手“推迟退休年龄”和“推迟养老金申领时点”的政策研究工作，而相关政策的前期研究工作将在2012年下半年启动。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微博)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现在还处于广泛研究、听取社会意见的阶段，并非马上就要进行决策，“人社部此次表态，是听取社会意见的一种方式，即便有了决策，也有着多种多样的选择”。

人民网发起的一项有45万网友参与的调查显示，有93.3%的人对此政策表示反对。现年47岁的李慧是上海一家日企的财务经理，她对延长退休年龄就颇为反对：“每天上下班要三个小时，工作压力很大，我的承受极限是50岁退休，过了50岁，精力和体力都跟不上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延迟退休。”

也有少部分人对此表示赞成，年过60的黄淑静是湖北省的一位幼教专家，经相关部门特批，她仍未退休。

黄淑静觉得身体状况很好，多年积累的经验就此放弃，实属可惜，继续工作既可发挥余热，“像女教师和女医生，到了55岁，如果身体状况允许，我想很多人愿意继续干下去”。

对于民间的这些声音，苏海南表示：“多数网友表示反对，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政策是不是马上出，怎样出。在不了解的情况下，他们担心影响就业，因此反对人数比较多。”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由于养老金申领时牵涉利益范围甚广，且管理权限复杂，短期内成为现实政策的可能性不大，人社部就此将与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相关部门进行协调。

对此，苏海南表示，与相关部门只是沟通，而不是协调，协调是要正式决策了，现在仍然只是广泛地听取意见。

对于人社部提出的弹性延迟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措施，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认为，中国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男性60岁，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是世界上最早的，不可能再提前，只能推后。

在杨燕绥看来，弹性的另一含义是自愿而非强制，“哪些人愿意往后推迟?首先是55岁的大学女教师，这个年纪刚把学问搞明白了，哪肯退休?公务员更不可能弹性选择。”

目前，全世界约有165个国家对退休年龄做了具体规定，大多数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在65岁左右，实施高退休年龄的国家往往是高福利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普遍低于发达国家。

缓解社保基金压力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被普遍认为是研究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初衷。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微博)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是老龄化的压力导致社保基金产生压力。

郑秉文称，中国老龄化的状况相当严重。2008年版的联合国数据预测称，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的退休人口将达到31%。而去年5月联合国发布的数据，已将这一比例上调至34%。“这意味着我们的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欧洲，高于北美、亚洲、大洋洲、非洲和拉美。”

按国际通则，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即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社会。而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目前65岁以上人口约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

郑秉文坦言，中国的这两个指标早在2000年已超“警戒线”，从那时起就进入老龄化社会。

杨燕绥则认为，未来10年，中国人口的结构问题会非常突出，尤其是会出现老年赡养的社会问题。中国在过去30年里少生了5亿人口，并且人均寿命在迅速延长，再加上中国在相当长时间内，大量劳动人口是低收入，只能养自己，无力养他人。在此背景下，中国在近十年内出现了以劳动人口供养老年人口的结构性问题，“西方国家对人口的老龄化测算，会提前30年做准备，中国则只有10年”。

社保基金的支付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延迟退休年龄一个明显的效果，是减少养老金支出，增加养老金收入。

虽然据人社部最新发布的数据，到去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19497亿元，“但这种结余并不意味着社保基金没有面临极大压力，因为我们的个人账户还没有做实。”苏海南说。

在郑秉文看来，养老保险的结余，在相当程度上应归功于近年养老保险参保者的不断扩大，这些扩充进来的人大多比较年轻，目前只是缴费，还未领养老金，暂时掩盖了风险。

“事实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参数严重扭曲，最低缴费年限只有15年，远低于OECD(世界经合组织)国家的40年，使得财务可持续性面临严峻风险。近年来每年人均养老金平均上调10%，而养老金结余的收益率只有2%，形成巨大的利差损。而国家的财政补贴已成刚性，从1998年至今已补贴1万多亿，仅2010年就有1956亿，以此来缓解养老金支付矛盾。因此，现在所有的财务风险都被打包推向了未来，严峻的老龄化成本将逐渐货币化、显性化。”郑秉文说。

一个不太乐观的数据是，目前全球基本养老金的总额为5.8万亿美元，而中国养老金结余仅为3100亿美元，约占其中的5%。这一比例对应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折射出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堪忧现状。

郑秉文认为，养老保险参数的调整面临三个选择，即下调替代率、上调缴费率、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来人为调节赡养率。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前两者基本没有调整空间，因为养老金替代率只有不足50%，不能再下降;缴费率已达工资收入的28%，也无法再提高。通过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来间接调整赡养率是唯一较为可行的出路。

延休或应渐进

反对者的理由也很有力，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的就业岗位徘徊在1000万-1200万之间，其中超过30%的岗位(300万-400万)来自退休人员的更替，如果延长退休年龄，这些岗位或许就不复存在。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坦言,上述理由很充分。目前，中国现在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9亿，其中约有1亿人没就业，所以就业仍是中国第一大社会问题。

“长远来看，虽然中国的老龄化发展正在加速，但到最高峰时，中国仍然有7亿多接近8亿的劳动力。以劳动力的绝对数和可能的经济规模相比较，中国并不缺人。”

在唐钧看来，延长退休年龄对多数劳动者不利。“从国际经验看，支持延长的多为白领，反对者多为蓝领工人。因为年龄的增长对白领是积累优势，而对蓝领则是增加劣势。普通工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在企业中个人地位也会下降，被以各种理由辞退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在既无稳定收入，又要交保险费的状况下，再延长退休年龄，这样的苦日子有多难挨?”

一个被经常引用的数据是，由于大量的提前退休，中国实际上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3岁，“这个数据证明了不能搞延退，试想，现在的退休年龄还执行不了，怎么可能再延迟几年呢?”唐钧说。

杨燕绥认为，提“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正是避免了一刀切地提高退休年龄。“统一提高退休年龄在中国并不可取。其一，中国劳动人口仍在上升，就业压力显然存在。其二，中国有特殊的‘四零五零’现象。这一代人基本上没受过正规教育，技能教育也很差，因此就业能力很弱。这一人群数量大，如果让他们推迟退休年龄，根本找不到工作。因此，让愿意弹性延迟的人先延迟，慢慢带动更多人逐渐选择推迟，这样来减少社会政策的风险。”

也许正是出于对就业压力的考虑，不少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专家建议，对延迟退休应采用小步渐进的做法。

“延迟退休应采取渐进的方式，每年提高几个月的退休年龄，让劳动者慢慢习惯，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把退休年龄逐渐提高，这样做影响是可控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苏海南认为，对小步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政策，应该慎重而行，“可考虑先在白领中试行自愿选择是否延退，蓝领则以暂缓延退为宜”。

唐钧则认为，养老并不是纯粹的社会保险问题，其本质是社会分配，如果跳出保险的框架，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养老问题，也许，延退并不是必要的政策选择。

【出处：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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