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吃不起盒饭

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6期

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

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和养老金缺口的争论，再次深深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在尽可能广泛覆盖人群的养老保险机制里，每个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我们检测一项公共政策是否合理，正是要看不同群体是否在其中获得公平的待遇，制度是否给人提供了稳定合理的预期。面对制度显现的缺陷，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个看似很不“专业”的问题：我们的养老制度可持续吗?

养老双轨制的不公平

三联生活周刊：这次公众对养老金现状的关注，基本上是从要不要延迟退休的争论开始，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对退休年龄如此敏感?

郑秉文(微博)：涉及到延长退休年龄的讨论，有两类人最为敏感：一类是私人部门做工的，比如厂矿企业的工人，对于延长退休年龄比较反对，态度悲观。这些人一般是体力劳动者，工作的市场化程度高，所以早退休对他们意味着早保障、早稳定。另一类是公共部门和知识界，倾向于赞成延迟退休，这也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这些争论往往发展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冲突。事业单位、公务员本来领取的退休金就高，如果又延迟退休，会被认为公共部门给自己谋好处，制定了一个利己的政策。但是，如果事业单位不改革或改革在后，提高私人部门退休年龄在前，那么也会让公众认为好处都让公共部门占了，大家会说你坐在办公室里不提高退休年龄，却让私人部门的体力劳动者去提高。在不统一的、碎片化的养老制度下，公共部门无论怎么做，无论是否提高年龄，其结果都是负面的，都会遭到私人部门的诟病，这就是碎片化制度的必然后果，我们应该有这个心里准备。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的养老制度让一部分人感到不平衡，造成了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退休人员待遇差别明显。对于养老双轨制的诟病由来已久，它造成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郑秉文：从今天的情况来看，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企业职工平均养老金替代率是45%。替代率是劳动者退休时养老金领取水平与退休前工资收入水平之间的比率，它是衡量劳动者退休前后生活保障水平差异的基本指标之一。替代率45%意味着退休金是退休前工资的45%，但是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替代率能达到80%～90%，其中，公务员比事业单位还稍高一些。

公务员和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人员在职时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却能领取高于企业人员的养老金，他们的退休金多数由国家财政支付，这就是私人部门的人觉得非常不平衡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双轨制当初是怎么形成的?改变双轨制的呼声很高，但是似乎看不到什么效果。

郑秉文：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碎片化非常严重，它留下了不同时期的制度思路和国情特点。1978年改革开放时，全国积压了整整200万应该退休的人员不能退休，因为“文革”期间我们的退休制度彻底瘫痪了。国家于是出台临时办法解决退休问题，企业的工人退休后由企业负责发放退休金，事业单位由国家财政拿钱。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的利润用来先发放退休金再上缴国家，实际上和国家财政直接拿钱支付是一回事，企业和事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额也差不多，所以大家都没有意见。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开始裁员增效，企业职工要变成“社会人”，就必须建立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险体制，这里边包括独立的失业保险体系、养老保险体系、医疗保险体系等等。我们改革的是经济体制和企业管理制度，事业单位就没有建立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体系的动力，所以他们一直由国家财政负责，这种体制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在90年代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改革时一些省市听话，他们的事业单位养老金也参加了改革试点，但他们仅仅参加了缴费，养老金的计发公式却没有变化，否则，就会出现不稳定，因为相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事业单位相比，发现自己亏了，再按企业的水平拿养老金那就更难以接受了。所以，实际上，从全国看，事业单位人员养老金是分成两个台阶：大约是一部分人根本没有参加改革(无需缴费)，一部分是参加了部分改革(按企业标准参加缴费，但按原先事业单位标准领取养老金)。

养老双轨制的改革，说到底是个利益关系的博弈。由于上述事业单位两个台阶的存在，在2008年事业单位五省市养老金试点改革时就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因为大家认为早参加改革早吃亏，观望的态度十分明显，谁也不愿意带头改革了。公务员不参加改革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两个台阶是不公平的，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双轨制更是不公平的，这些不公平不是改变不了，关键是要看有关部门是否下决心来改。

养老制度会破产吗?

三联生活周刊：除去这种不同部门之间的不平衡感，人们对于养老金的缺口难免担心，害怕自己退休时领不到养老金，那时的养老金能够保障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我看您曾经算过一笔账，15年后我们的退休金可能只够吃盒饭，听上去让人挺担心的。

郑秉文：我先来做个假设。假设参保人退休后一日三餐吃盒饭，以20元一份计，每天需60元，年均则需2万多元。加上其他基本开销，每人年均需3万～4万元。若参保人退休后存活15年，则需50万～60万元。然而以中等城市水准计算，参保人员在退休前所缴纳的养老金每年约为3000～4000元，15年缴存余额约为5万～6万元。很显然，其实际缴存不能支付实际领取。因此从养老金财富总值角度来看，在现行体制下，15年后退休的人很可能连盒饭都吃不上。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处在巨大的财务风险之中。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现行的养老保险有财务上可持续性问题?那二三十年后退休的人还能领到退休金吗?

郑秉文：这个问题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从财务上来说，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若不改革，未来某一天破产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对于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来说，现收现付制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来担保的。只要国家不破产，国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不会变成希腊，个人就无需担心自己的养老金不能兑现，国家的财政总会兜底。

我们作为学者，观察的当然是养老制度的问题，发现问题就会大声疾呼。这些问题从短期来看似乎并不严重，比如我们目前当期支付的情况还是不错的，每年养老基金的收入大于支出，每年结余的养老基金都非常可观。所以当期的支付压力几乎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要细究当期的养老金结构会看到，每年的巨大余额中一大部分来自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自我平衡能力很差，希腊就是这样，而相比之下，像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制度平衡能力很好，非常好，自建立那一天起就没有块钱的财政补贴。比如2010年，在结余的2865亿元中，1954亿元是来自财政补贴，如果没有补贴，纯粹缴费收入减去支出的结余只有900亿元左右，这个数字就非常小了。尽管很小，但毕竟还是有余额的，所以说当年支付压力不是很大，财务压力也不大。

但长期看这个制度问题很多，不具备可持续性。截至2011年底，全国养老金个人账户记账额2.5万亿元，其中做实账户仅2703亿元，空账额从2010年的1.7万亿元上升到2.23亿。我们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了《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1》，对我国养老金状况做了专门的课题研究。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个人，我怎么能感受到国家的养老保险这样庞大的体系是否健康运行，有没有损害我的利益呢?

郑秉文：首先得弄清楚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1992～1997年，中国正式建立了统账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我们在进行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时候，世界上主要有现收现付制和基金累积制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指以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的缴费，来支付已经退休的一代人的养老金的保险财务模式。比如张三、李四正在工作，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直接由政府支付给了退休的王五。

基金积累制是国家强制实施的个人养老储蓄制度，通过建立个人账户，企业和个人缴费全部进入个人账户，退休待遇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基金的积累额，账户基金可以进行投资。也就是说，张三和李四的账户是分开的，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在个人账户里，账户可以因为投资得到保值增值。张三、李四退休时领取的是自己工作时积累的养老金。

我们当时看到两种制度各有好处，所以各拿了一部分简单拼凑在一起，叫作统账结合。该模式目的在于将社会互济与自我保障两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将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思想的一次尝试。在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每一代人在缴费时，同时供养自己和父辈。具体到我们的缴费率来说，个人工资的8%放到自己的养老账户上，企业缴费的20%被政府用来统一支付给退休一代养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我们的个人账户是空账，这部分钱也被政府用来支付给退休的一代了，因为20%的单位缴费不够用的，所以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养老制度整体看是现收现付制的，不是严格的、典型的部分积累制。

其实在现收现付的体系下，缴费的个人无需知道自己的钱去哪里了。只要当你退休时，国家能够让你拿到设定的养老金，这个体系就可以持续下去了。就好比你借给朋友一万块钱，约定好一年后归还。如果朋友到期能够还你钱，这一年中他具体怎么花钱赚钱，就没有必要告知你。但是如果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朋友要向海外转移资产了，他要“跑路”了，他的信用出问题了，那么你才会担心能不能拿回借款。一般个体不太容易意识到整个养老体制是否出了问题。但是每个人有个最简单的判断：在同一个制度里每个人应该是平等的，而且这个制度应该能够长期有效地持续下去。奥巴马和他的秘书、或是白宫的花匠在美国的养老保险制度里是平等的，我们做到了吗?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对于各个养老金统筹单位来说，它要考虑的是如何能够应对当期支付。如果当期支付没有问题，至少表面上看这个制度就能够一直运转下去?

郑秉文：现在我们大多数统筹单位的办法是，比如自己管辖的养老金池子今年新增了1000人要退休，只要我当前的资金能够满足新增退休人口的需求，那这个体制就可以继续运作下去。如果只看眼前，我们当期的制度收入是大于当期的制度支出的。

但是深入研究整个养老保险体系，我们大的制度参数都不合理。养老保险涉及到三个大的参数，第一是缴费率，第二是替代率，第三是制度赡养率，对个人而言就是退休年龄。在发达国家的制度设计里，这三个参数互相咬得很死，非常精细，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体系。我们的缴费率是28%，在世界上算缴费率最高的那一类国家，替代率我前边提到了，全国平均水平是45%。可是算算我们的参数，很多地方对不上。

比如在现在全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的2.8亿多人里边，退休人口是7000万，就是说三个工作人口养活一个退休人口，或说我们的制度赡养率是33%。那么按照每个参保人28%的缴费率，三个工作人口加在一起应该是84%。也就是说退休的那个人应该拿到替代率高达84%的养老金。但是按照2010年的数据，我们养老保险的全国平均替代率只有45%，而不是84%，结余还不到1000亿元，中间的这些钱去哪里了?

是制度各个很多小参数不合理造成的，现行养老制度大的参数不合理，不少小参数也是不合理的。比如每年拟定社会平均工资通常以上一年作为今年缴费的基数，北京今年的缴费基数是4672元/月，但这是去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作为今年的基数，而去年使用的基数是前年的社会平均工资4201元。大家知道，中国的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率是14%，你用去年的基数缴今年的费，无形之中费基缩小了14%。

再说到另一个小的参数，我们的费基是逐年下降的，为什么?制度没有吸引力，大家都在逃避这个制度，都想从这个制度里捞好处，谁也不想做贡献，大家都在变相地缩小费基，所以费基是逐年下降的。还有很多其他小参数，都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所以导致三个大参数碰不上。

【出处：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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